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两名弟子——吴作人和萧淑芳，一个1908年生于江苏江阴，一个1911年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年幼丧父，由兄长抚养长大，另一个则出身书香名门，叔父萧友梅是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父亲萧伯林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却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邂逅而成就一段佳话。

　　一筐鸡蛋与一个背影

　　萧淑芳在姐妹7人中排行老五，由于家境优越，从小就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长大，她和姐妹们一样喜爱音乐、美术、文学，还在首届华北地区女子花样滑冰大赛中获得第一名。萧淑芳从小就具有绘画天分，爱女心切的萧父不惜代价，请齐白石为她刻了印章，后又请当时著名的画家对她进行指点。

　　1929年，不满18岁的萧淑芳从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结业后，姐姐萧淑娴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徐悲鸿已回国，就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希望她不要错过机会。于是，怀着对艺术浓浓的追求，萧淑芳从北京去了南京，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做了徐悲鸿的弟子。

　　《一筐鸡蛋》是萧淑芳1929年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上学时的静物习作。一天，她正在听徐悲鸿的指点时，来了一位男同学，他看见鸡蛋“模特”，问道：“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瞥了他一眼，不知如何作答。这位男同学就是吴作人，当时他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追随田汉、徐悲鸿，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从事艺术创作。南国艺术学院终因各种原因解散，徐悲鸿就安排吴作人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这一问一瞥就是吴作人和萧淑芳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这次初遇，让吴作人深深难忘，后来的日子，他就像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对自己的同学萧淑芳心生暗恋。极为羞涩的他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只能坐在教室后排默默地作画。

　　对于这段时光，萧淑芳曾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很一般，吴作人十分腼腆，每天夜晚都在明灯高悬的画室里默默地只顾画画，不爱理人，给人一种高傲之感。”

　　那一年，吴作人还在教室里“偷画”了萧淑芳。吴作人在班上把萧淑芳的背影悄悄地画了下来，并起名为《萧淑芳在课堂上》。

　　不同的境遇

　　在20世纪30年代至抗日战争胜利的动荡年代，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在这一时期，吴作人和萧淑芳虽然都是走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但两个人随后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吴作人在徐悲鸿的推荐下赴欧留学，先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继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此期间，他的绘画技术达到了学院可以给予的最高成就——荣获“桂冠生”的称号。吴作人得到了艺术界的接纳，并娶了一位美丽的比利时姑娘李娜，过上了优哉游哉的生活。就在此时，徐悲鸿请他回国在中央大学担任油画教授；吴作人决定归国，而不会讲中文的妻子也随之来到中国。

　　抗日烽火中，吴作人举家随校西迁，数次奔赴抗日前线写生，宣传抗战，把艺术作为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战的武器。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李娜和刚出生的孩子死在缺医少药的重庆。

　　吴作人悲痛之下，来到大漠孤烟之间、敦煌石室之内。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方向。

　　而萧淑芳则回到北平继续深造。在京城的老派文人画家和皇家正统画家的引导下，她触及中国写意画法和古雅品位，养成一种与中国传统之间既重技术又重文化的联系，齐白石曾在她的作品上题长跋赞之“墨润笔秀，殊可观也”。

　　1933年，萧淑芳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就读的博士生余新恩结婚。婚后，萧淑芳也曾于1937年至1940年到欧洲游学。而回国生下女儿后，她却罹患重症，卧床三载，药石无功；兼之丈夫出轨，并单方面提出离婚，家庭婚姻出现重大危机，一度处于艰难困顿之中。

　　互相切磋，互敬互爱

　　抗战胜利，神州光复。回到上海的吴作人，在1946年4月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第一届联合画展上与萧淑芳在分别16年之后重逢，展览后两人开始来往。

　　在此次展览中重逢，不仅是两人的复见，更重要的是，两人的艺术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以后，又重新互相欣赏。这一次，吴作人没有再像17年前那样羞涩，而是用一首词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九岁乱无凭，重过清明，可怜人事半飘零，喜得萱堂春更茂，英瑞盈庭。心似晓烟凝，欲散还停，吴山不比蜀山青，无奈巫城云起处，不透阴晴。”渐渐地，萧淑芳的心被融化了。

　　后来，吴作人还为萧淑芳画了很多肖像，其中包括后来流传很广的那幅《萧淑芳像》。

　　一天，两人在看展回来的路上，吴作人深情地对萧淑芳说，再不相爱就来不及了，我们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萧淑芳被这句话深深感动。

　　1947年萧淑芳与余新恩结束了婚姻，返回父母家中居住。1948年6月，吴作人和萧淑芳在徐悲鸿的证婚下，结下了之后相濡以沫长达半个世纪的姻缘。

　　就在这一时期，徐悲鸿接管北平艺专，邀请吴作人作为教务长兼油画系系主任北上。吴作人同萧淑芳商量，得到了本已有北上之意的萧淑芳的支持。这次北上，决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吴作人与萧淑芳携手相伴，相濡以沫。两人一生互相切磋，多有探讨，都是彪炳画史的大画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萧淑芳从不以丈夫的题材和风格为依附，她的绘画风格与吴作人并无关系。

　　在家中，吴作人、萧淑芳共用一个画室，两人一起合作的作品自然有不少，《大兴安岭山花》《高山杜鹃》……无论在家中，抑或在野外，风清月明之时，两人也喜欢“互相画”一张“夫人像”、一张丈夫背影写真，情趣满满。

　　作为中央美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院长，吴作人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艺术意志和对事业的忠诚用于艺术教育。萧淑芳则在中央美院当了一辈子老师，一直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艺术家的岁月从容度过。1987年，吴作人与萧淑芳来到了他们年轻时分别到过的地方——法国巴黎，坐在巴黎歌剧院对面的客舍，窗外是毕沙罗（法国印象派大师）画过的广场，旅行中回望的是如画的人生。

　　从1948年到1997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吴作人和萧淑芳始终牢记恩师的厚望，“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敬互爱”。

　　在吴作人去世前一直生病卧床的6年中，萧淑芳从为他穿衣、洗脸、洗澡、喂饭到推着轮椅陪他散步，始终在他的病榻前守候，连心爱的画笔都未曾拿起。

　　吴作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身上盖的白缎中间是一个“寿”字，四周缀以朵朵红梅。这是萧淑芳特地亲手绘制的《寿梅图》，她说：“作人小字‘寿’，我小字‘梅’，合为一体，生死不离。”

　　丈夫去世后，萧淑芳又重新拾起了画笔，投入到新的创作中去。2005年12月，萧淑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据《中国艺术报》 张亚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