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35年生于河北石家庄，高中就读于石家庄一中，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长年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2018年去世。每当回忆起和先生相处的细节，其弟子、故交和学界同仁都难抑激动的心情……一位逝世七年的学者，为什么让人怀念不已？

　　公认的史学大家

　　南开大学副校长方勇纯曾说，刘泽华对南开大学的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既是南开史学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的一生与南开史学紧密交织，其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向和范式。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中的探索，也对构建中国特色自主学科体系和知识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方勇纯说，刘泽华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家国情怀和教育使命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以学术为事业的生动写照，他的学术遗产也是史学界的共同财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刘泽华先生开创的以反思王权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独树一帜，影响广泛，成为南开史学的一大亮色。也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南开学派”即“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刘泽华在学术上提出了“权力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等史学判断。这在史学界产生的影响，可谓振聋发聩。如方勇纯所说，刘泽华建构了王权思想论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权力支配社会”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核心特征，从而打破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论逻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

　　刘泽华率领的学术团队，先后出版了三十余种著作，使南开大学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成为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南开史学至今是南开大学四大支柱学科之一，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重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刘泽华与众多知名学者接续在学科建设上的努力。

　　刘泽华先生不仅开创了南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以及“王权主义反思学派”，还是南开中国社会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说，刘泽华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作《先秦士人与社会》，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南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刘泽华先生是首任中心主任，冯尔康先生是首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泽华主张要做有社会的思想史研究，也要做有思想的社会史研究，力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互动。刘泽华的开拓创新，带来了两个学科的长足发展。

　　刘泽华先生一生著述等身。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先秦士人与社会》等。其中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则是“王权主义反思学派”集大成性质的学术巨献，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

　　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

　　刘泽华青铜胸像由天津美院谭勋教授雕塑，安座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实现他永远陪伴南开、继续见证和守望他热爱的学术殿堂的遗愿；另一座铜像安放在他的家乡母校——石家庄一中，并在石家庄一中设立了“刘泽华校友历史奖学金”。两座铜像，一座守望着先生的学术家园，一座守望着故乡。刘泽华长女刘琰女士说：“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上一次捐赠是在刘泽华去世之前。他把毕生的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南开大学博物馆。刘泽华没有留下什么财富，可在弟子们眼中，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极其丰富。弟子们谈起先生的为学为人，常有“既这样又那样”的感觉。但两者又毫不矛盾。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宪堂在《天津日报》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凡是跟先生接触过的人，谈到对他的感受和印象，恐怕会不约而同想到这八个字：“威而不怒，和而不流”。先生绝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也从不会使人因敬生畏、感到高不可攀。他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威严在，这一点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温和的，但这种温和是以坚守是非原则为前提的，所以不会流于漫无际涯的迁就或妥协。

　　“下海经商”的马小虎博士对老师的评价是，先生做学问的方式简直土得掉渣，但表达出的思想却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深刻。说先生“土”的可不是他一个人。李宪堂也这样写道：“不了解先生的人，倘若只是读过他几篇文章，也许会不以为然，会认为先生所论述的不过是一家之见，文字也不是特别精彩，甚至带着一股土味，并且时有不合语法规范之处。然而，如果对先生上下求索的历程有一些基本了解，对他孤独开拓的思想世界有一个整体性认识，就会被他那悲天悯人的孤迥和与时俱进的坚持所感动，从而戚戚然有得于心，体会到先生’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背后那种逼视现实、直透人心的力量。”

　　刘泽华自认也不是一个“天才”。刘泽华长女刘琰说，在她1991年读研时，父亲用甲骨体写了一幅字送给她：出力长力为明， 困学不止终成， 自食其力乃安， 六亲无识则宁。刘琰把这四句话当作人生的指南，牢记于心三十多年。

　　曾经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成为“学术明星”的孟宪实教授，觉得八十年代初的泽华师才是真的明星。他记得当年每逢泽华师讲课，教室都挤满了人。刘泽华在讲刘知几提出的“史学三长”时，在“才、学、识”之外，又加上一个“胆”。刘泽华认为，史学家要有“史胆”，要敢于突破前人，质疑权威。刘泽华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就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从文章里，能读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刚勇忠直，也能读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情远致。严谨治学，又崇尚个性；善于继承，更勇于开创；深钻历史，并观照现实。在孤独中探索，在困顿中坚持。勤学深思不止，终成一代大家。这就是刘泽华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宁宗一用帕斯卡尔的名言“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的全部尊严是思想”来概括刘泽华先生的人生。他说，学人的灵魂是风骨，刘泽华是一个有风骨的学人。刘泽华的灵魂永生，风骨长存。

　　对于如何继承刘泽华的学术思想，1979年到南开求学时就认识刘泽华先生的张国刚教授，认为“王权主义”的提出，是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创新，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今天的学者，不能停留在刘先生揭示的观点上原地不动，要在刘先生思考的延长线上，以现代维度，也就是在新的变化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国际环境实际中，重新梳理“王权主义”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

　　为人师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孟宪实对刘泽华先生的评价就是四个字：为人师范。他说：“刘先生教书育人，对我而言就是终身的影响；现在我也教书育人，也希望能像刘先生那样对自己的学生产生影响。”孟宪实说，上学时最爱听刘先生的课。刘先生讲学术，也是在讲人生，讲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科学更学术。我们对待历史其实就是对待现实。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是为了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我们不能百分百接受历史，就像我们不能百分百接受现实一样。我们对眼前的现实也得有分析、有研究、有批判、有自己的观点，从而为这个社会做出学术贡献。

　　李宪堂年轻时思维比较跳脱，想象力非常丰富，写论文时也常常天马行空。他说，刘先生从来也不惯着他，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写的最多的是“这个地方要论证啊！”“证据呢？”“你不能只宣布，不论证吧？”如今，成为博导的李宪堂，经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论证啊”。

　　李治安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他说，在学科建设上，刘泽华先生一直鼓励我们后辈要做“好事之徒”，要积极进取。当年在刘先生带领下，南开史学在全国是拔尖的地位。中国古代史学科曾经位居榜首。李治安希望南开史学的后继者，也要学习刘先生，做个“好事之徒”，重铸南开史学的辉煌。刘泽华先生奉献一生的南开史学，是天津学术文化的精华。李治安教授认为，城市文化和学术文化是共生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塑造。一座城市的文化，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全国高度，才能走得更远。

　　据《天津日报》 陈湘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