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五聚餐会是实业界人士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轫于上海，逐渐形成一个以定期聚会、座谈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团体，一直延续至1952年。

　　多一些机会接触

　　星五聚餐会大概是在抗战前的1928至1929年之间就开始了。抗战前，上海厂商公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厂商会），另一个是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

　　机联会有一次在大会之后，有部分委员尚未离场，其中有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美亚织绸厂总经理蔡声白、新民机器厂经理胡文、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中华珐琅厂经理方剑阁、灵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吾等。当时大家都感到会场气氛不好，主要是无法有效应对日本货倾销的问题。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问题又很复杂，一时谈不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后来，方液仙提议搞一个聚餐会，让大家多一些机会接触，逐步深入讨论，希望可以从中谈出一些办法来。大家赞成这个意见，议定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五共叙晚餐，机联会的全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约25人都参加。当时有一位委员表示愿做第一次东道主请客，其他的委员都赞成按年龄从少到老顺序当东道主。至于聚餐的地点、方式和丰俭都由做东的人决定，不拘一格。

　　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爱国同胞对日军侵略东北义愤填膺。当时，星五聚餐会有人知道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同当时驻守东北的汤玉麟有交情。在征得黄炎培的同意后，陈醒吾随星五聚餐会一班人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同黄炎培及该社另一位负责人潘仰尧等交换意见，讨论如何说服汤玉麟不理会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

　　经过讨论，公推黄炎培代表上海实业界赴东北与汤玉麟会面，如汤玉麟答应抵抗侵略，则上海实业界愿全力支援，以财力物力供应作战需要。后据黄炎培说，他险些被日军俘虏，历尽不少艰险才回到上海。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将军统率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市民痛恨日军侵略，有组织地进行支援前线工作。当时天气寒冷，前方将士急需御寒衣物，在“十九路军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号召下，几天之内就征集到大批寒衣及其他物资送往前线。星五聚餐会同仁同仇敌忾，通过各自的关系，征得一些有信用的单位，作为与十九路军联络和征集物资的地点，共十余处之多。

　　内迁重庆的星五聚餐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等沿海实业界大规模内迁，也有部分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迁香港，加上若干银行、厂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办事处，一时间由上海迁港的银行（或分行）、厂商（包括办事处）达到30多家。由于香港已“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系之中心，并为国内外交通之枢纽，星五聚餐会乃移港继续举行”。星五聚餐会因其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之大，逐渐成为工商实业界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活动。这一活动为后来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所延续和发展。

　　1939年9月，西南实业协会成立，总会及四川分会均设在重庆。该会还设有成都、贵州、云南、上海等分会，此外，缅甸、新加坡也设有办事处。总会理事长为张群，常务理事有张嘉、吴鼎昌、缪云台等。

　　到1940年4月19日为止，香港星五聚餐会会员厂商增加到60多家，其间每周集会从未间断。当1940年4月19日聚餐次数达到100次时，曾经举行盛大纪念会。会后香港星五聚餐会正式改组为中华国货产销协会香港分会，成为一个社团组织。

　　星五聚餐会发起者之一的史久鳌说：星五聚餐会名称是聚餐会，“实际上并不是为我们同人自己好吃饭而聚餐，其目的是为谋使一般人有饭吃”。星五聚餐会活动内容包括聚餐、座谈和演讲：“举行叙餐会时，除会员间彼此叙谈交换着意见外，有时敦请专家演讲，增进同人知识。有时邀请内地各地的来宾报告各地情形，一方借此互通消息，一方可使各人的事业赖以改进。”

　　随着交流的增多，会员们逐步认识到：要想达到抑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去，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理念，激发广大国民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行为。

　　意见达成一致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协会派人到南京、汉口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样品陈列会以及推销团等活动，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带动了西南地区以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之后，昆明、贵阳、成都、桂林、武汉等城市都陆续成立了“星五聚餐会”。

　　1941年12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此后数年间，这一聚餐会持续开展，到1948年总共300余次，参加者有民族资本家、当地官员、金融界人士、实业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社会贤达等。演讲者大多是金融、实业界及学界的专家、名流，演讲内容包括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实业生产、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当前实业界存在的问题等。

　　周恩来演讲经济大势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应邀参加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工商界人士发表演讲。据时任重庆合作金库分库主任的胡子婴回忆，周恩来演讲那天，“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了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

　　周恩来在演讲开始时谦逊地表示，自己对于经济大势并非专家，但在共产党的主张下，他愿意分享一些见解和感想，以期求教于各位工商界人士。他坦诚地阐述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指出了中共在发展建设上的方针和政策。

　　演讲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政策，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恩来的演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

　　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人民政协报》 赵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