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家在山东鄄城县城关公社黄屯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全小队近200人，我爷爷是集体的饲养员。当年我们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年中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上一点儿肉。农户家和集体饲养的猪，不能私自宰杀，都要卖给公社的肉食站。

　　1968年腊月二十三，全村大街小巷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说大队上报公社批准，第二天各生产小队可以宰杀两头肥猪，分给社员过年。大家都高兴坏了，因为终于能吃上肉了。

　　第二天匆匆吃过早饭，我就挎着母亲准备好的柳条篮子，飞快地跑到集体大院里，这时饲养房门前已有五六个孩子排起了队。我一眼看到吊挂在木架子横梁上的四大扇猪肉，白白的肉膘、红红的肉丝，处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我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发现，不光是我，来分肉的社员也都眼巴巴地盯着这些肉。

　　队长见人已来得不少了，便看了一眼猪肉，高声对大家说：“上级领导关心我们，今年我们每人能分到一斤半肉，可以过个好年。”大家听了纷纷叫好。社员们按排队的顺序分，队长坐镇，会计喊排到号的户主名字和应分到肉的斤两，保管员用秤称肉，我爷爷用刀从大扇猪肉上往下割小块猪肉。谁赶到一扇猪肉的哪个部分，就分哪个部分，不存在挑肥拣瘦的情况，一扇肉割完再换另一扇肉。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感觉过了很长时间，我前边的几个人才提着篮子或捧着盆子，笑盈盈地离去。终于轮到我分肉了，会计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说家里两人（父亲在外），应分3斤整。我爷爷就从刚割下来的猪肉茬口处，再割下一小块，保管员用秤一称喊道：“三斤一两。”只见爷爷从秤钩旁用刀飞快地割下很小的一块肉来，扔到一个盛着碎肉块的瓦盆里。保管员接着喊：“正好3斤。”爷爷把肉从秤钩上摘下来，放到我的小篮子里说：“走吧，防着点儿狗，别让它们抢去了。”

　　我兴高采烈地出了大门，一边走，一边看着篮子里的猪肉，心里乐开了花。

　　当天晚上，我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萝卜馅水饺，我一口气吃了满满一大碗。那天水饺的香味我至今还记得。

　　黄卫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