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进厂工作，领到了第一个月的36元工资。家中经济拮据，我作为长子，有义务帮助父母挑起生活的重担。我交给母亲20元钱补贴家用，又花7元6角买了1双心仪已久的猪皮皮鞋，换下脚上快露出脚指头的布鞋。留下1元零用钱后，剩余的7元4角，我买了工厂食堂的饭菜票。

　　捏着手中最后的1元钱，我总想再做点什么。我想到了最好的同学兼朋友“大头”。如今我工作了，赚钱了，可“大头”还是待业在家的“社会青年”。吃晚饭时我悄悄地叫上“大头”，走进一家小饭馆，点了1角5分1盘的猪头肉和1角1盘的花生米，花1角6分买了两杯散装啤酒，我俩开怀畅饮。最后，我俩各吃了一碗8分钱的阳春面。走出小饭馆，我口袋里还剩4角3分钱。

　　靠这4角3分钱，要撑过一个月毕竟有点儿困难，何况那时我还染上了抽烟的恶习。那月14日的晚上（我厂15日发工资），我上中班，10点钟时实在困得难受，想到厂门口通宵营业的小杂货铺买拆零销售的“飞马”牌香烟解乏。那时，“飞马”牌香烟2角8分1盒，7分可买5支。可我将浑身上下的口袋掏遍了，只有4分，于是灵机一动，跟旁边做车床的小刘商量合伙买。他也正有此意，而且巧的是，他身上竟然掏出了3分钱。我俩喜滋滋地合伙买回5支烟，我分得3支，他得2支。打起精神后小刘猛然醒悟：这次合伙买烟他亏了，亏了2厘钱。于是他提出：下次合伙买烟他4分我3分，分烟办法不变。我俩击掌成交。陈祖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