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这是毛泽东恩师、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一副对联。从海外学成归来，他潜心教育事业，题写这副联语时，一心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毛泽东、蔡和森等“大木”拔地而起，后辈再读此联，皆对其慧眼如炬赞佩不已。
倾力维护湖南高师
1913年，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杨昌济从海外学习考察归来，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所开课程主要有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1914年，他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修身、教育学两课的教员。
民国肇建，教育部出台《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湖南都督谭延闿成立筹备处，“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但因“军事倥偬，学款未集，议定而事未卒行”，只好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1916年，洪宪帝制闹剧仓促收场，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作为范源濂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弘文学院的学弟，杨昌济乐见其成。然而上任伊始，范源濂即推行新政——高师教育分区制。根据分区制，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布局需要调整，只保留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五校（后增设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在华中地区，鄂、湘、赣等地的高等师范学校师生，都要集中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被责令停办。
闻此消息，湘省名流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对范源濂这位湘籍总长很是不满，认为他此番改革会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日后能扩充为大学的基础破坏殆尽，令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时停顿。
杨昌济也毫不客气地给学长写信，指责他“反夺湘而偏重于鄂”，希望他能够“续办高师”。然而，范源濂志在必行，不予回复，不改初衷。
断了办学经费，湖南高师只能停办。杨昌济不愿接受这个结果，他改变策略，旗帜鲜明地主张将湖南高师改为大学，并联系湖南高师校长刘忠向、教务长杨树达，教授朱剑凡、易培基，以及曾在北京、武昌成功创办私立明德大学的胡元倓等，联名呈请湖南省政府批准湖南高师改设为湖南大学预科。
谭延闿在财力、人力两难的情势下，同意开办省立湖南大学预科，计划慢慢筹集经费，筹备建校。
由此，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设于岳麓书院内，聘杨昌济为主任，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任委员。
虽然筹备处最终没有实现筹建湖南大学的任务，但接管并保存了湖南高师全部的校址、校产。应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之请，筹备处将大部分校舍借予该校办学。从教学传承上而言，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进入岳麓书院办学，将湖南高师与后来组建湖南大学的文脉道统连接在一起了。
教育理念已具备现代性
湖南高师停办后，1917年9月，杨昌济接受了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松的聘任，担任教务主任，教授国际商法和伦理学。杨昌济之所以选择湖南商专，和他早年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有密切联系。当时，他曾在《湘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商业是现代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基础，呼吁为农、工、商设立学校，可见他对商业的重视。
在湖南商专，杨昌济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上，他根据学校的特点重新编排功课，强调学生应该精通专门的学问和技能，将书本理论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去。因此，工作日的上半日按照课表授课，下半日用于实习，如模拟银行及公司营运实务等，让学生学以致用。
杨昌济要求学生触类旁通，博览群书，鼓励他们多去图书馆阅读课外书籍。他自己则经常到图书馆指导学生阅读，让学生每人准备一本读书笔记，写下疑点，随时向他提问。学生受他感染，异常勤学，图书馆从未听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读书风气浓厚。哪怕是在星期天，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去图书馆，很少有学生出校游荡。杨昌济的教学之道，是把个人自主与自我修习的原则落实到教育中，将“自修”上升为教育制度，在保留课堂教学的同时，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
在专业课之外，杨昌济还十分重视艺术教育。之前在英国学习和在德国考察教育制度时，他特别关注音乐教育。回国后，他以商专为试验田，引入各国音乐教育精髓，推行改良国乐与普及音乐教育试验。他延聘古乐名家来商专执教，开设古琴课，作为正式功课记分。他本人精于此道，常为学生弹奏古曲，陶冶性情，激扬志气。
与精神建设相对应，身体健康也不可忽视。杨昌济注重身体锻炼，天天用冷水洗澡，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他说这样可以增强抵抗力，预防风寒感冒，还能锻炼坚强的性格。不少学生都向他学习。
虽然杨昌济的教育实践发生在100多年前，但他的教育理念俨然已具备现代性。这样的教育理念为湖南商专培养了一大批胸怀家国的优秀青年。1919年9月，长沙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等湖南进步师生组织的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随后诞生了五四时期出色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以及进步革命团体长沙文化书社，其中不少骨干力量便是受过杨昌济思想影响的学子。
持灯播火，忧乐家国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有这样一幕——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放榜当日，老师们因为两篇作文谁该得第一产生了争执。评卷总负责人袁吉六认为蔡和森的文章应列第一，而黎锦熙等老师均认为毛泽东文应得第一。双方僵持不下，据理力争。
此时，杨昌济登场了。他来湖南一师是准备退回校长孔昭绶给他的聘书。他来得恰逢其时，孔昭绶请他为两篇文章作评判。
杨昌济先看过蔡和森的文章惊叹其水平很高。然后再看毛泽东的文章，连连感叹此文越读越有一种压不住的勃勃生气。而这两篇文章，也改变了他辞任湖南一师教职的初衷。
从剧中看，杨昌济似乎是第一次知道毛泽东和蔡和森，事实上则不然。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晚一年才受聘于该校的杨氏可能不知。而在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毛泽东已经在杨昌济兼授课程的省立四师读了一年书。不仅如此，毛泽东于1913年以满分作文考入省立四师进入预科一班学习。学习期间，他曾记下万余言的“讲堂录”，其中就有杨昌济执教的修身课笔记。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一度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对小学教育职业的选择。他提出的“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曾是毛泽东等创办新民学会的思想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1920年1月17日，不满49岁的杨昌济病逝。毛泽东悲恸敬挽恩师：“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杨昌济一生深潜教职，立德树人，引导积贫积弱时代的中国青年立志、修身、知行合一。他曾自题对联言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一幕师生问志的场景，杨昌济坦言：“杨某平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悄然遁世，不同炎凉。愿于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栽得参天之大木，为我百年积弱之中华，撑起一片自立自强的天空，则吾愿足矣。”持灯播火，乃一代忧乐家国的大先生的真实写照。
据《同舟共进》 向敬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