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被认定是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外交会晤。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人，都听说过“礼仪之争”——当时，乾隆和大臣们要求他们在清皇面前须行三拜九叩之礼。对方哪肯。最终双方各作妥协：只单膝下跪，不磕头。而鲜为人知的是，为了此次访华，英国使团还特意准备了一个撒手锏—音乐。
对中国音乐的傲慢与偏见
马戛尔尼在1793年9月17日的日记里，对乾隆83岁生日庆典的记录是这样的：从远处传来缓慢、庄重的音乐，沉闷的鼓声和低沉的钟声。突然所有的声音都停下来，周围鸦雀无声；接着又重新响起，中间有短暂停顿……最后，大乐队声乐和器乐声音大作，和谐无比，顷刻间整个宫殿的大臣都匍匐跪拜在这位伟大的君王面前。
乾隆皇帝的威严与使团即将遭遇的失败并非毫无预兆。实际上早在1791年年底，英国政府就辗转收到过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彼得·阿代奥达托——乾隆宫中的制表匠和机械师。他在信中写道：关于派遣大使这件事，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中国皇帝不久前的80岁寿辰曾经是最好的机会，因此，我建议无论如何请推迟这件事，直到新一任皇帝即位。
原本的收信人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官员马修·雷珀，他曾被派往中国广东工作多年。雷珀把这封信翻译成英语，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理智地考虑出使中国的计划，可惜并未得到重视。东印度公司作为出资方，不得不听命于政府，明知前景不乐观，也只能尽量防患于未然。
东印度公司为使团配备的撒手锏之一是音乐。早在17世纪的航海和探险中，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就发现了音乐的实际功用：它能促成对外贸易，而且成本低廉。这次，他们聘请英国作曲家查尔斯·伯尼为使团的音乐顾问，致力于从乐器、作品、乐队和装饰等方面提升使团和英国的形象。
伯尼对中国音乐的兴趣由来已久，虽然从未亲耳听过任何中国的音乐作品，但掌握了不少二手知识。这些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关于中国音乐的手稿，还有一个是与东印度公司贸易官员雷珀的通信。钱德明1751年来到北京，在中国生活了42年，直到1793年去世。雷珀在中国工作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乐师和精通音乐的欧洲传教士，自己还学过二胡。伯尼的计划之一是成立使团乐队。这个乐队首先要满足欧洲人的品位，既能演奏室内乐，又能演奏交响乐。除此之外，乐队还要考虑亚洲人的审美——或旋律优美，或气势磅礴。
对中国音乐的风格，伯尼也略知一二：“他们‘不习惯多声部的音乐’，也欣赏不了‘复调音乐的美感’。”可以说，伯尼对中国音乐的了解是从中西音乐的差异入手。这种思维饱含了大英帝国子民的优越感，给人一种将“他者”与“我们”对立起来的感觉，与英国的对外扩张出自同一种逻辑——去同化与征服，而不是去学习和了解。不久之后，马戛尔尼所率领的英国使团，也将带着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从英国朴次茅斯乘船驶往中国。
暗藏英国人“师夷长技”的用心
而在此时的中国，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康熙时期西方音乐的流行已成为过去。乾隆的兴趣不在西方音乐和音乐理论，而一味热衷于西方科技——乐器、钟表、建筑、喷泉，他似乎什么都想了解，但又总是八分钟热度，转眼就厌烦了。在对外政策方面，乾隆傲慢、强硬，排斥西方国家，也不信任外国人。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地位大不如前。
而英国使团似乎对此无知无觉，一心只想搭建起中西审美的桥梁，以之开启中英通商的大门。知道乾隆对西方机械感兴趣，英国使团便投其所好，进献了一架鼓形风琴。实际上，这是伯尼的一个音乐实验，里面暗藏了英国人“师夷长技”的用心。
使团试图利用乐队宣扬英国和英国文化。首先，乐队每晚都在圆明园举办音乐会，演奏海顿、莫扎特、巴赫等人的作品，吸引了不少清朝官员。而在通往小型音乐厅的必经之路上，使团还特意摆放了真人大小的英王和王后的画像。不但如此，使团官员也时不时参与演出，以展现英国精英阶层的文化素养和生活。然而，使团的种种“深意”，非但没有提高英国人的形象，反而令人疑惑。使团成员赫特纳反思道：“原来中国人和罗马人一样，认为音乐不应是上等人的娱乐。”
乐队为重大场合所选的曲目也同样有着弦外之音。使团成员赫尔姆斯记得，在进入热河避暑山庄的行进仪式上，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先是轻龙骑兵；然后是皇家炮兵和步兵，都以很慢的速度行进；紧接着是乐队，演奏《天佑国王》；他们之后是使团官员；队伍的最后是机械师和仆人。”
然而，所有的这些策划与设计不但对英国的形象毫无增益，也无法从中国人的耳朵直达他们的内心。伯尼不无失望地说：“在聆听了欧洲最好的作曲家最优秀的作品演绎之后，中国人似乎不为所动。”
通商请求被拒绝
与此同时，清朝的庆典音乐却震惊了英国使团。1793年9月14日，赫特纳在热河接见使团的仪式上听到了“最动听”的音乐：“皇帝登上王座之后……从大帐篷的后方传来令人陶醉的声响，举座皆惊。甜美的音色，简单的曲调，清晰的调式，节奏缓慢的圣歌庄严地行进……”音乐声中的乾隆和宫廷令马戛尔尼印象深刻。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就这样……我看到了‘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是马戛尔尼童年时代看过的木偶剧，他继续解释说：“我用这个表达方式……因为我那时觉得它恰当地表现了人类最高级的崇高和幸福。”
1801年，75岁的伯尼回忆起当年的音乐外交，将失败归于中国人对上古音乐的崇尚。他进一步论证，认为上古音乐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现代音乐媲美，而后者最高级的形式是歌剧，所以中国人不懂欣赏歌剧。讽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戏剧表演遍布街头巷尾，而1793年9月18日，使团被邀请欣赏一出中国昆曲，却没人看懂。
这出戏叫作《四海升平》，是乾隆皇帝专为英国使团改编的庆典承应戏，讲的是万里之外的“英咕喇国”，因为仰慕大清，经海路数月来到中原为皇帝祝寿。大清皇帝命令众星神护送庇佑，一路降服水怪，大地蒙恩，四海升平。这个大清帝国抚驭万邦的故事可谓寓意深远，但马戛尔尼只看到了热闹。
钱德明不仅了解中国音乐，而且了解中国皇帝。1793年10月3日，他致信马戛尔尼，劝他认清清政府的态度，早日离开中国。10月4日，在发给英国内务部长邓达斯的公文中，马戛尔尼转述了信件的部分内容：“钱德明神父暗示我，在中国人那里，外国使团来访不是什么大事情，也就是借隆重的节日之名前来朝贡而已……中国无意与其他任何国家签署贸易协议。”10月7日，马戛尔尼接到朝廷的回复，通商请求被拒绝，同一天使团离开北京。
据《中华读书报》 王冬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