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浙江义乌是全球小商品集散地，有“世界义乌”之称。然而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0多年前，义乌还是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农业县。它既不沿海，也不靠边，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随着改革开放一声春雷，义乌人那浸入血脉里的商业基因被激活了，他们从“鸡毛换糖”、摆地摊起家，历经风风雨雨，硬是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变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鸡毛换糖”闯世界

　　“鸡毛鸭毛换糖喽……”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个硕大的拨浪鼓，牵动着无数义乌人的童年记忆。那时义乌的小孩子最盼望听到的就是货郎担“咚咚”的拨浪鼓声。他们肩上挑的如同一个百宝箱，用鸡毛鸭毛就可以换取糖块、玩具等。

　　义乌经商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宋代，而以晚清尤甚。据《义乌县志》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利。”义乌民间行商习俗经过多年演变，渐成“敲糖帮”。新中国成立后，“敲糖帮”逐渐萎缩，但并未彻底绝迹。每逢春节前后，仍有很多义乌农民挑担外出，风餐露宿，翻山越岭，“鸡毛换糖”。

　　事实上，义乌的很多成功商业人士，当年就是靠“鸡毛换糖”起家的。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就是其中之一。“14岁起，我就跟着父辈去江西弋阳挑货郎担。”回忆起当年的艰辛，楼仲平记忆犹新。“我们一般是农历腊月二十前出门，正月十五前返回，连续3年我没有回家过年。”

　　由“鸡毛换糖”起步，20世纪70年代，不少义乌农民开始沿街摆摊，地处义乌廿三里镇的小商品市场悄然兴起。那时小商品交易还被视为“投机倒把”，相关部门严打封堵。可在义乌，这些“资本主义尾巴”总是“春风吹又生”。

　　“提篮女”叫板县委书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春风吹拂大地，但义乌仍在等待冰消。而小商品市场从“地下”转入“公开”，源于一个“提篮女”叫板县委书记的传奇故事。

　　“提篮女”名叫冯爱倩。1979年，因家庭困难，41岁的她卖掉10担谷子获得80元本金，又从信用社借了300元，开始摆摊谋生。冯爱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但摆摊的地方一直在换，原因是被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赶来赶去。“天天抓，天天逃，抓到一次罚款1元，两三天的生意白做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像冯爱倩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找当地官员申诉。泼辣的冯爱倩说：“我只是个妇道人家，我不怕，我去找！”找谁呢？就找县委书记！

　　1982年5月，谢高华从浙江衢州调到义乌担任县委书记。在很多义乌人记忆中，谢书记不爱坐办公室，喜欢下基层。他身材消瘦，穿着普通，走村串巷，没有一点官架子。

　　“那天，我看他从县委院子走出来，去弄堂理发，我就在弄堂口等。他出来时，我就迎上去了。我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叽里呱啦讲了一通，夹杂着当地土话。谢书记是讲衢州话的，听不大懂。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说：‘你不要吵，跟我到办公室去谈’。”冯爱倩回忆。

　　到了办公室，冯爱倩哭诉，“日子太苦了，我有妈妈和5个孩子要养。有一次家里没米了，我借了7户人家也没借到。我要摆摊做生意，却被赶来赶去，还要受罚”。

　　谢高华说摆摊政策不允许，冯爱倩激动地说：“我靠自己劳动，有什么不对？”谢高华劝她别哭，示意她坐下来谈。据冯爱倩回忆，这场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临走时，谢高华说：“你暂时去摆好了。”

　　其实，冯爱倩反映的问题，谢高华何尝不知道？可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红线，敏感、棘手而又复杂，谢高华决定先搞调查研究。通过调研，谢高华认为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精神，政府应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但在当时，让农民进城经商要承担很大风险。谢高华明确表态：“尊重群众首创，出了问题我负责！”于是，义乌县委班子集体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其后，义乌出台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

　　“摊摆到县委门口来了”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的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一开放，周边的群众便像潮水般涌向义乌。谢高华回忆说：“我也没估计到，摊摆到县委门口来了！”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160种小商品价格正式放开，实行市场化调节。1984年10月，谢高华在会议上正式提出“兴商建县”（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

　　谢高华没有预料到，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开业后仅3个月，市场摊位数量便增加近一倍。许多商户自带门板，搭起塑料棚架，自行向新马路两端延伸。到1982年底，市场便有了30多个大类的2000多种小商品。但看着每天从附近十多个省区市蜂拥而至的采购者，义乌人发现，市场的承载力已到了极限，市场的物理空间亟须扩容。

　　时代给予了义乌更多的机会。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市场吹来了又一股春风。义乌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千方百计筹集57万元资金，于1984年12月建成占地35万平方米、固定摊位近2000个的新马路市场，摊位从露天搬进了棚子，这就是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有钱大家一起赚”

　　新马路市场建立后，每天前来交易的客商过万，商户摊位逐渐又扩展到朱店街。这条近15米宽的街道，曾是义乌小商品城同业工会会长楼南六最初摆摊的地方。市场距楼南六的家有17公里，他每天早出晚归，乘三轮车往返。

　　在楼南六身上，流淌着义乌商人吃苦耐劳和果敢无畏的血液。

　　“有一次进货，我们借了1万元。那时也没有支票，我们两口子只好把现金绑在腰上，晚上连觉也不敢睡。进的是一些进口的布头，托运一部分，自己背一部分。布料运回来之后，皱巴巴的，我们半夜起来轮流熨烫。”这些草根商人在创业期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外人很难体会。但在楼南六看来，“比谁都勤奋、比谁都吃苦耐劳”恰恰是义乌商人身上的闪光点。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市场竞争激烈，像进货地点这种商业秘密，一般人都不愿共享。但楼南六从不藏着掖着，去广州进货时，也带上村里人一起去。“义乌几乎一半同行都是我带去进货的。有钱大家一起赚。”楼南六说。

　　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生事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运行不到两年，对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呼声日益高涨。1986年9月26日，占地4.4万平方米、摊位数4100个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业了。到1990年底，该市场占地7.7万平方米，摊位增加到10500余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就这样，义乌小商品市场如同从缝隙中艰难生长出来的小草，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生根发芽，不断生长进化，逐渐升级，算起来至今已经5轮迭代。

　　据《经济日报》 王晋 刘春沐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