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在沧州青县中学初中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大盘古村干了两年农活，因为村里的小学缺老师，大队就让我当了一名民办老师，在我们村的小学教书，当班主任。那时的民办老师非常辛苦，每天要求“四出勤”，就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到学校。

　　学生晚上要到学校上晚自习，老师要到学校辅导、备课。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电灯，学生上晚自习时，用墨水瓶装上煤油做“煤油灯”。每天上晚自习，教室里都是烟熏火燎，一节课下来，老师、学生的鼻孔都是黑的。都是10来岁的孩子，所以“墨水瓶”掉在地上，把课本、作业本点着了是常有的事，老师帮着“救火”，常常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

　　老师的待遇和社员一样，生产队给记工分，10分是一个工。我们村有果树，有副业，工分值比一般生产队要高，一个工值一块多钱，我每天挣7分工。另外，考虑到老师晚上还要上班，所以，民办老师每个月还能领到由县财政拨款给的3块钱“学习费”。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习费”上调到每月10元，民办老师们个个喜上眉梢，都感觉干着有奔头，工作更积极了。

　　农村不放暑假，在麦熟、秋收期间放农忙假，我就和社员一样到地里抢收抢种。拔麦子、挖沟、种玉米、除草、耪地，我都干过。有空的时候还要给家里养的猪、羊打草，刷锅、洗碗、做饭。忘了是哪年了，托在县里上班的表哥用工业票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我又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家人缝制衣服。那时，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都矮，街坊邻居的老人心疼我，说：“这孩子让活压得都不长个了。”

　　每年县教育局都有几个转正指标，民办老师可以转为国办老师，吃商品粮，挣工资。这是民办老师梦寐以求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民办老师的工作动力、奋斗目标，所以条件非常严格，竞争非常激烈，需要经过学校、大队、公社层层推荐，教育局考试。有好多老师因为有了孩子，家里缺少劳动力，不得不忍痛放下课本回家务农。我为了争取转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工作上勤勤恳恳，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一直坚持在县里的师范学校进修，终于拿到中师毕业证书。

　　1980年春季，我被公社推荐参加转正考试，各科试卷答得都很顺手，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天，校长告诉我：“县里刚来电话，明天让你去教育局人事科。”我问什么事，他神秘地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管人事的是周老师，个子不高，很精神，他见到我高兴地说：“这次考试不错，经局里研究，将你由民办老师转为国办老师。”由于我当时已经和县中的一个老师结婚，为了照顾我们，决定立即把我调到实验小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当我从周老师手里接过早就准备好的、盖有教育局大红印章的各种介绍信和调动通知书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王菊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