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三月十四日，曾国藩派往北京送奏折的折弁回到安庆，带回一大包京报。其中在正月二十三日编印的邸钞（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上发布了两个月前就已结束的“京察”（明清时期定期考核官吏的制度）结果，有十个军政大臣被评为优叙（被评为优秀并获得表彰），其中就有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

　　按照惯例，获得优叙的高官大吏必须向皇帝写感谢信，否则有失礼貌和敬意。然而当要动手写感谢信时，曾国藩却想起正式文件尚未收到。没有文件依据，《邸钞》上的消息万一有假怎么办？所以他没法写信感谢皇上恩典。

　　据《同治实录》记载，曾国藩得到的评语是：“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军剿贼，节制东南数省，尽心区画，地方以次削平，举贤任能，克资群力。”再对照获得表彰的其他九个大臣的评语，可以看到朝廷对各人用字虽然有多有少，但并没有特别抬举曾国藩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迟迟收不到正式文件呢？当年三月初七日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京察考语，此间至今未接军机处附片知会，亦未接到部文。甚矣！小军机无应酬馈赠，真一步不可行也（元年京察系军机抄谕旨知会。——曾国藩自注）。”原来一星期之前，曾国藩就从另外渠道获知自己再次被评为优叙大臣，之所以没接到军机处发来的文件，他猜想是平时没给“小军机”送礼，从而受到刁难。吏部的文件卡在他们那儿了，自然迟迟下不来。曾国藩家书中的“小军机”，是俗称，早期也称为“司员”。清朝军机处共有24个“小军机”，满汉各12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担负文书抄写和收发事务。除“小军机”外，军机处还有“大军机”，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军机大臣。“大军机”人数不多，一般五六个，其中一人为领班军机大臣，亦称首席军机大臣。“大军机”是为皇帝出主意管大事的，不会亲自收发文件。

　　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是节制安徽、江苏（包括上海）、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而且是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就是通常说的宰相）。权势如此之大的一个人，只因平时没到“小军机”那儿打点，便遭到如此轻慢和报复，其他人会受什么气是不难想象的。有趣的是，曾国藩虽知道问题的根子在哪儿，但除了在家书中喊声“太过分了（甚矣）”，竟然不敢将同样的感叹和牢骚写进日记，因为他的日记身边人都可以看到。

　　曾国藩在心里喊喊苦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不能再拖。时间过去了两个月，京报都早已发布消息，再不给皇上皇太后写感谢信，不仅显得异常，还会留下藐视朝廷、对皇帝皇太后傲慢无礼的坏印象。本已功高震主的曾国藩，无日不在惶恐中过日子，如今又遇上这件烦心事，其内心的焦灼不安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文史博览》 睦达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