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号畅安）诞辰110周年。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使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这是他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

　　受命加入清损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蛰居在四川李庄的林徽因告诉王世襄，说梁思成在来信中谈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清损会）正在选派人员，准备前往全国各地清理战时损失文物一事。王世襄于是分别给梁思成与马衡这两位清损会副主任委员写信，表达希望参加这一工作的愿望。不日，他收到回信，便向林徽因等人辞行，就此揭开了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页——战后追索流散文物的传奇故事。

　　1945年9月，王世襄到达重庆后，受命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一职。不久，受马衡所托，王世襄陪同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先后在成都、西安和上海三地进行了各一周的文物调查工作，于10月27日抵达北平。

　　到达北平后，王世襄在《华北日报》上刊登了清理战时损失文物的通告，明示平津区有关战时损失文物的机构和个人可以按照通告要求将函件寄来，以便追缴索偿。为了获得相关方面的信息，王世襄广泛走访北平城内的古玩商人及店铺，希望他们打消顾虑、积极提供线索，并表示凡是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将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这一方法很快就有了效果。他于1945年11月、1946年9月先后追查清理了六批重要文物，为国家追查收回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

　　1945年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与张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日本侵华期间，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大多被禅臣洋行经理、德国商人杨宁史搜购。

　　王世襄立刻来到禅臣洋行调查。他一进门便见到一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文件，内容竟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随即将目录拿到手中，并声称正是为此而来。女秘书说这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印的，如想要须向他本人索取。巧合的是，那位德国人罗越与王世襄认识。

　　王世襄找到罗越，罗越承认那份目录是他编写的，但器物归杨宁史所有，后者则寓居于天津。为此，11月14日，王世襄带罗越来到天津，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顺利地找到了德商杨宁史。杨宁史承认自己确实拥有这些青铜器，但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住宅内，而且那里已被国民党第94军所占，如果要接收这批文物只能与第94军接洽。

　　然而，王世襄多次与第94军交涉相关事宜，均无功而返。12月28日，他向实业家朱启铃请教今后将如何开展工作，朱启铃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来看望我，你把当前存在的问题简要地写个节略，等他来时我当面交给他。”宋子文看望朱启铃时，朱启铃将王世襄中午所写的节略交给宋子文，并用手指着王世襄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宋子文不久便前往南京，途经天津暂留时，专门找到杨宁史，与他谈及接收其所藏青铜器一事，表示在名义上算是由其呈献，且答应在故宫博物院为其开辟专门陈列室，并准许德国人罗越等人去参阅这些器物，直至他们将有关图录编写完成。1946年1月18日，故宫博物院接到通知，准备前往北平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装运那批青铜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杨宁史所说其所藏青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是一个谎言，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没这批文物的困难，以便伺机偷运出境。

　　1月22日，王世襄等人前往台基厂将杨宁史所藏青铜器直接运送到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交接。由此，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随即被存放到故宫古物馆延禧官库房。

　　这批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不仅全部是生坑（出土未久）所出的器物，而且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当时其他各家所收藏文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战国宴乐渔猎纹青铜壶、商饕餮纹大铖及诸多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器物，都曾在南京举办的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会上进行展示，引起极大轰动。

　　接收溥仪遗留珍贵文物

　　1946年7月10日前后，王世襄受命前往天津张园，接收溥仪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一批重要文物。原来，驻北平美军上校葛利称，驻津美军在张园内发现了两台保险柜，发现时一台保险柜已经被打开，内里空无一物，另一台用铁锁锁住，还不知其中有何物品。葛利上校希望清损会能派人与美军一同前往天津打开这台保险柜，如有物品以便当场接收。

　　7月17日，王世襄等人到达张园。专门修配钥匙的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将保险柜打开，最后只好用氧气喷火器将柜门烧开，发现柜中有21个手提式小型保险匣。由于当时已经是夜间10点多钟，不便清点，并且第二天才有火车返回北平，所以三方决定先将保险匣用封条封存，用汽车押运到美军办事处的一间库房，门窗一律用铁锁锁上，同时美军加派士兵进行看守。一切安排停当后，王世襄又连夜打电话向马衡等人作了汇报，商定第二天押运这批物品返回北平，并请派车前往车站接运。

　　次日，这批文物被押运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经查，这批物品达1000多件，大多属于细软一类，不仅件头小、数量多，而且堪称价值连城，每清点一件便登记在册。因此，当清点完毕送入延禧宫库房时，已经过了午夜。

　　1946年7月20日，《华北日报》以《溥仪出宫时携去文物经美军在天津发现现已运平移交故宫博物院》为题，对王世襄等人接收文物进行了详细的报道。7月21日，王世襄陪同马衡院长拜访葛利，对他表示感谢，后设宴招待了葛利等人。再后来，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称：这批物品中，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首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取玉，遂致玉、匣分离。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们是：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卷》、元赵孟顺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扳指等，更是价值连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银器显得黯然无色。

　　有的物品还为故宫博物院后来开辟的珍宝馆增添了光彩，比如550件玉器、35件瓷器、72件珠宝饰物、64件洋表等。

　　据《纵横》 窦忠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