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诞生。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指引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更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原则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在短短30年内连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都是倾各国举国之力的总体战。这时占据世界政坛的各国领导人以经历过两次战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主，很多人认为，和平持续不了太久。

　　多交朋友，不是盟友

　　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几乎所有现代武器却依然无法取胜，因而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1951年4月，由于政策上的分歧无法弥合，美国总统杜鲁门撤销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麦克阿瑟人气正旺，甚至大有问鼎白宫之势，杜鲁门撤销他的职务就不得不学习他的前任罗斯福，向全美国人民发表谈话，解释自己作出此决定的原因。这篇演讲提到中国的地方不多，却把美国政府的纠结展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轰炸东北甚至是中国全境呢？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国民党军队反攻中国大陆呢？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将面临很严重的总体战争的危险。”

　　美国人不愿意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朝鲜战场给他们上了一课，让他们明白自己承受不起对华全面开战可能带来的伤亡。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的敌视程度有所加深，行为管控却做得很好，没有直接挑衅中国的利益。

　　而苏联这边虽然在抗美援朝期间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援助，但中苏双方的利益分歧也逐渐显露出来。新中国一向坚持外交独立自主，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事事都听苏联的。中国在国际上开始多交朋友，尤其是那种盟友以外的朋友。

　　放眼周边，那时的印度是个不错的朋友。印度的意识形态比较复杂，这个独立于1947年的国家坚持不结盟政策，始终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尤其是刚从英国殖民体系中独立的印度不敌视社会主义，后来甚至在宪法中将自己定义为“有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也不敌视中国，早在1950年4月1日，两国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只做朋友而不结盟，既相互保持友好又不用担负盟约义务，不会因为对方要打仗而被拖下水，这种分寸感在当时非友即敌的国际关系中是很难得的。

　　此外，印度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接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就曾将其作为入侵西藏的基地。当时西藏刚和平解放，西藏旧贵族依然有很大势力，中国并不希望印度干涉西藏事务，“互不干涉内政”就是这一诉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对印度做出的对等承诺。

　　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周总理的话得到了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1954年4月29日，中印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序言中明确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就在中印发表谈判公报时，旨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召开，在朝鲜战场上刚交过手的中方与美英一方多个国家派出代表与会。6月25日，会议讨论完朝鲜问题休会，周总理抽空于休会期间的28日、29日访问印度、缅甸，分别与印、缅发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宣布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登上国际舞台，6月28日也被视为该原则的纪念日。

　　“化解国际难题的良方”

　　1955年4月最后一周，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市隆重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当时，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严重撕裂。处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外的新兴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底蕴和价值观根基千差万别，社会制度选择和对外政策取向五花八门，对新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尽一致。有些国家与新中国不仅没有建交，而且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针对这一复杂情况，中方确定了两个参会目标：作为最高纲领，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为主要内容。最低纲领则是争取发表公约性质的会议公报，以体现会议共同成果。

　　会议期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斗相当激烈。有些国家的代表赞扬中印缅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它是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开端，显示出对华合作的良好意愿。但也有人指责中国，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开号召联美反华。面对紧张而复杂的会议气氛，周恩来在散发给与会各方的书面发言中首先强调，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境遇和历史任务，“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他呼吁与会各国领导人，“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谋求相互间的亲善与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

　　在即席补充发言中，周恩来进一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中国代表团此次参会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周恩来情真意切的发言，打动了与会各国代表，就连最初主张联合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不得不赞扬他的发言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中国不是会议发起国，但中国代表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推动各方相向而行，寻求共识，最后促成了以和平合作为主调的会议公报。

　　受到启迪的亚非国家在会后逐渐兴起不结盟运动。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举行，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同样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础和指导原则。

　　后来中国的朋友圈持续扩大，先后同拉丁美洲的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牙买加、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以及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乎出现在了每一次的建交联合公报里。可以说，70多年的外交历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基本准则。

　　1970年第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甚至称赞说：“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化解国际难题的良方。”

　　综合自《国家人文历史》项天歌/文；《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于洪君/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