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总会有一首乐曲萦绕耳边。电视里，它是“春晚”的标准配乐；春运列车上，它是抚慰人心的归家集结号。当这首“春节专属背景音乐”响起，它明快而温馨的旋律，既奏出春满神州、龙腾虎跃的盛世图景，也勾勒出灯笼高挂、饺子出锅的万家安宁。这便是被网友称为“连接着年、家与游子之心”的“神曲”——《春节序曲》。

　　尽管已烙刻于无数国人的潜意识里，《春节序曲》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首经典旅律就已问世，而作曲家李焕之的创作源泉，更可追溯至艰苦卓绝又欣欣向荣的延安时期……

　　《春节序曲》诞生记

　　“1944年春节……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我很喜欢那位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唱出了解放了的人民的亲密无间的情谊。”这段文字出自李焕之的《音乐创作散论》。

　　“那位老伞头演唱的秧歌调，是陕北民歌《二月里来打过春》。”李焕之之子李大康至今收藏着父亲1962年哼唱这段曲调的录音。录音中，李焕之中气十足，声线饱满：“紧打锣来慢打鼓，唱一阵歌来跳一阵舞……”这正是《春节序曲》中间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慢板。

　　1954年，舞蹈家戴爱莲邀请李焕之创作舞蹈《春节》，要表现陕北人民欢度春节的氛围。“这也是父亲一直以来的梦想。”李大康说，从1938年到1945年，父亲在延安生活了7年，最后3年的春节让他印象尤为深刻。“靠着多年积累的音乐素材，他一边回忆，一边创作《春节组曲》。”

　　“陕北大秧歌的健壮，豪放的舞姿，铿锵的秧歌锣鼓点”，一切“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李焕之曾这样写道。他将《春节组曲》的构思过程比喻为重新生活了一次，他想起观看鲁艺秧歌队首次演出后，发觉民间音乐如此迷人，自己也成了秧歌队一员，有时敲锣鼓，有时拉手风琴。

　　“1945年的春节，父亲到陇东镇原县组织群众闹社火，听秦腔、曲子戏，看踩高跷、跑旱船；他还在社火队中提灯或打火把，对陇东高原上壮丽的节日夜景印象深刻。”李大康说，“父亲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高原上四处都沸腾着人声的喧嚷，火光和灯光闪烁，歌声与乐声交融。’”

　　以革命岁月里这些热情似火的“年味”为底料，将陕北民歌、陕北秧歌调旋律融入其中，李焕之于1956年完成了《春节组曲》的创作。其中，第一乐章《序曲-大秧歌》(又名《春节序曲》)因情感质朴、旋律动人常被单独演奏，于当年首演后成为传世经典。

　　师从冼星海，成就民族经典

　　1919年“五四”前夕，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李焕之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自幼便对音乐产生了美好向往。少年时期，父亲突然病逝，李焕之随家人搬到了距离祖籍福建晋江不远的厦门。在求学期间，他开始主动了解国家大事，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并受郭沫若的短诗《牧羊哀话》的激发，创作了生平第一支曲子《牧羊哀歌》。

　　1936年2月，李焕之独自前往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尽管错过了报考时间，最终还是凭热望打动了校方，获得了特招生名额，得以拜在校长萧友梅门下学习和声。后来，在母亲的反对声中不得不前往香港接手家里的商行。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大地硝烟四起。李焕之再次回到厦门，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在革命诗人蒲风的信任和鼓励下，为其近十篇诗歌谱了曲子。就这样，18岁的李焕之开始了用笔下的音符激励广大热血青年的创作实践。

　　1938年7月，李焕之瞒着母亲，怀着满腔热情，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遇到了对其音乐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冼星海。他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也深受器重，毕业后被推荐留校任教，成为鲁艺最年轻的老师和当时鲁艺为数不多的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黄土高原上豪放、淳朴的民众，铿锵的锣鼓，嘹亮的唢呐，劳动者兴高采烈地载歌载舞……延安的一切都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带给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创作中，受冼星海早期引用广东舞狮的锣鼓元素谱写《黄河大合唱》的启发，李焕之大胆尝试将不同地域的音乐元素杂糅于一体。50年代初期，他将陕北大秧歌“社火调”加以改编创作，形成了管弦乐曲《春节序曲》，将大锣、小锣、铙钹等地道的中国乐器运用到交响乐当中，让民族音乐得以彰显其独特风格与感染力。

　　众所周知，田汉、聂耳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却不知李焕之对国歌也有着特殊的情结和贡献。基于对《义勇军进行曲》的热爱，李焕之很快发现它缺乏一份规范的管乐谱，就情不自禁地在钢琴旁摸索着适合国歌的和声语言。直到1951年随中国青年艺术团赴东欧各国巡演，为了在国际舞台上隆重呈现新中国国歌，他才正式投身其中，通宵达旦赶写出一份管弦乐总谱。回国后，他又对总谱进行了多方面的修订。待到1954年，李焕之几经修改的国歌弦乐总谱终于定稿，并被周恩来总理批准确定为发放到世界的正式版本，也即今天的法定版本。

　　“七个音符，一部人生”

　　李焕之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达到了“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地步。以《东方红》为例，这是他将陕北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进而又转化为恢宏大气的赞颂歌曲的又一力作。但是，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会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在每一次乐队演奏和合唱期间，李焕之总会坐在角落里静静聆听，之后对不满意的地方再进行完善修改。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冯秋生曾表示，《东方红》旋律动听又广为人知，是能够代表亿万中国人心声和精神风貌的经典之作。

　　李焕之还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家和民族音乐推广者。他始终致力于探索民族音乐国际化的发展路径。1953年前后，他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并率队走出国门，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一举夺魁。

　　1960年，已届不惑之年的李焕之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此时，他又尝试将古筝和古琴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古典乐器熔于一炉，通过改编《汨罗江幻想曲》，力图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程式化的状况。该曲一经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推出便引发了热烈反响，被誉为“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现代”。

　　晚年，李焕之对其一生写下了“七个音符，一部人生”的凝练概括。他用60多个春秋，共创作出300多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撰写了300多篇音乐理论文稿和20多万字的《作曲教程》等专著，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