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邓小平亲自抓教育和教材工作后解决当时的“教材荒”，到以后制定实施与国家五年计划同步的“五年国家级教材建设规划”，一直到现在，高等教育出版社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国家队、主力军，它的发展一直与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命脉紧密相连。

　　“大会战”

　　1977年8月8日，主管科技和教育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这次载入历史的座谈会不久，中央即决定于当年恢复高考。时间非常紧迫，而百废待兴，教材奇缺。

　　急事特办，邓小平给人教社特批了240个进京指标。教育部急调人教社和高教社流散在外地的编辑骨干回京，并从各地借调人员充实编辑队伍。

　　张增顺197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高教部分的大学教材研究室。有半个来月，他几乎每天都去北京火车站接人，并负责接待、安置工作。

　　1977年10月，高教社原党委书记、副社长皇甫束玉从筹备中的安徽皖南医学院调回北京，上午刚到，下午就去参加教材编审会议。

　　240名人员陆续就位，开始了教材“大会战”。出版社先采取应急措施，重印了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教材，同时组织力量编写新教材。编辑都到各地高校调研，发现有价值的讲义就带回北京，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在出差。严济慈、苏步青、王竹溪、黄昆、项武义等著名学者都是高教社的编者，高教社还聘请近千人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各科教材编审委员会。

　　后来担任高教社总编辑的杨陵康也于1977年8月进入人教社，分到大学教材编辑室。他撰文回忆，那时他的主要任务是立即组织编写一套电工类技术基础课程教材，供全国工科院校使用。此前他在高校里教了20多年《电工原理》课程，首先想到的就是能否重印俞大光所编的《电工原理》。

　　邓小平提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因此杨陵康花了近两个月，系统阅读了一些外国教材。他发现，因电子计算机等带来的冲击，60年代电路理论在体系、内容、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突破，美国最早在教材中对电路理论做了大幅度更新，日、德、英、法、苏联等国的教材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中国的教材基本仍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无法靠简单重印来解决问题。

　　1977年11月，教育部委托人教社在安徽合肥召开电工教材编写会议，邀请国内各大学教师100多人参加。许多教师对国外教学和教材内容的现状都比较生疏，杨陵康等人专门作了介绍。会上制定了各门课程的出版规划，选定了编写者和审阅者。

　　根据国务院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就要有新教材可用。最终，人教社及时出版了通用教材314种，缓解了“文革”带来的教材荒芜。

　　对外引进

　　1983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恢复重建。邓小平亲自题写了社名。

　　祖振铨担任重建后的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要把高教社建成学术经营型出版社，率先在出版界进行了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那时学外语热在全国兴起，祖振铨带领高教社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对外合作，与母语国家合作编写、出版外语教材。

　　1985年，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代表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与高教社签订了编写出版《现代英语》的协议，由英方组织编写，中方按中国教学大纲组织审订、出版。这套教材出版后，被许多高校采用，第一次就印了17万套。1987 年，高教社与日本日产汽车公司海外部签订合同，出版了速成教材《商务日语》，并配上录音磁带。1988年，高教社与美国威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联合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编辑出版教材。威利公司每半年免费为高教社培训一名高级编辑出版人员，双方还商定成立合资公司等。

　　那时国内出版界基本上还停留在铅字排版阶段。1986年，祖振铨带队去国外考察，发现国外一些出版社已开始应用计算机排版，产生了引进的想法。

　　计算机排版需要引进主机和终端机。高教社考察决定，主机从英国引进蒙纳机，终端机从日本引进NEC机。为了将这两个系统汉化，祖振铨带队与北京的两家新兴计算机信息技术公司四通公司和北大方正商谈合作。

　　时任高教社副社长于国华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们告诉这两家公司，如果能把高教社的排版问题解决了，其他出版社的排版就都不成问题了，因为当时排版工作中最难的是排“乌龟壳”（化学分子式）以及高等数学公式、五线谱等，而高教社的理工类教材含有大量此类难排的字符。就这样，两家公司同意合作。后来，四通公司部分人员组建了科印公司，专门负责排版软件开发。

　　1986年11月，高教社成立了激光照排中心，与北大方正和科印公司合作。刚开始，用新软件排化学分子式等符号时常出现位置偏移，其效率还比不上传统的铅字排版，因而出版社一些人反对将资源投入陌生的激光照排。

　　面对各种争议，祖振铨等还是坚持把激光照排作为发展方向。高教社因此成为国内引进与采用激光照排技术最早、排版软件功能最齐全的出版社之一。

　　出版资源之争

　　上世纪80年代，出版所需的纸张、印刷和运输力量都十分紧张，这是一场抢资源大战。

　　高教社的教材用纸是全国计划调度的。但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造纸厂完成计划后的超额部分可以高价（当时称议价）出售，因此对计划内用纸积极性不高，总是想各种办法规避，高教社的用纸需求经常得不到保证。

　　1978年元旦，高教社在教材“大会战”中成立了“上海工作小组”，由周连芳负责，成员还包括赵文奎和陈文灿。除了几个大造纸厂外，湖北、浙江等地的小造纸厂他们都快跑遍了。为防止转运过程中纸被偷运走，工作小组专门安排了两个人，一人盯造纸厂，一人盯码头。

　　就算有了纸，印刷也是难题。印刷厂说高教社的活儿“又臭又硬”。“硬”是指有中央抓教材这一“尚方宝剑”， “臭”是指高校教材专业性强，印量又不大，工厂负责人不想接活。

　　1979年后，随着上海出版业的恢复、发展，上海出版局逐年减少了高教社教材的代印量，有一年甚至一令纸也不接。上海工作小组只能到江苏省、浙江省联系小厂印刷，这些厂大的有二三台全张铅印机，小的只有几台四开小铅印机。

　　陈文灿回忆，有次去江苏一家印刷厂催书，遇到停电，他只能去找县长，再三强调邓小平“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指示，县长总算批了电。他睡到半夜不放心，又去印刷厂，发现印刷机换了版，印的不是高教社的书，一气之下他赶到厂长家，把厂长拉到厂里才解决了问题。此后他天天守在机器旁，晚上睡觉要起来几次到工厂监督。这段日子，被他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

　　后来，周连芳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直接找到上海市市长陈国栋，上海出版局才又开始接受高教社的代印任务。1985年4月，在社长祖振铨的多方努力下，经上海市特批，高教社成立了上海出版分部。

　　1987年4月，张增顺被任命为高教社出版部主任。那时全国出版业迅速发展，纸张和印刷能力都空前紧张，出现了学生开学前拿不到书的现象。教育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教材出版单位克服困难。

　　高教社刚有了“286”计算机，首先就给出版部配了两台。有了两台BP机，也是出版部最早使用。社里配了三辆小轿车，先让给出版部坐着下厂催书。

　　那时高教社全年印制品种达2200种，用纸量达35万至40万令，而纸张供应极度紧张，1987年又遇到纸价和印装费上涨。国务院为出版单位分配了相应的纸张计划供应指标，但到中国印刷物资总公司采购时却不一定能得到兑付。

　　张增顺派人每天早8点前到王府井南口的中国印刷物资总公司“蹲点”，又派人到造纸厂催纸，自己到车站码头组织装运，总算完成了全年近一万吨的纸张采购任务。

　　出版部还要联系各地纸厂，购买指标以外用纸作为储备。张增顺去过邢台一家纸厂，对方要求高教社先借款给他们用于收购秸秆，才承诺提供纸张。

　　有些教材印数小，在市内大厂印刷后只能在京郊和河北省的几十家乡镇装订厂装订。考虑到乡镇企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张增顺把一些环节编成了顺口溜，如：“拉齐页子出书做预告，预告单上不要填错包，十天以内勿忘取预告，商定送书日子莫忘掉，按时送书进栈记得牢。”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他还想出一个办法，即在检查合格的书上加盖“检”字章，迫使装订厂为产品负责。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后被其他出版社广泛采用。此后，高教社实现了大发展，截至2011年，已占据了全国80％的高教市场份额。

　　据《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