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
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遂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
为“钟英小姐”传递文件
1921年底,上海北河南路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里,同事们看着一封封来信,窃窃私语:又是沈先生?又是钟小姐?
一段时间以来,编辑部三天两头总会收到寄给主编沈雁冰的来信,信封上都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
这位“钟英小姐”是谁?为什么给她的信都要寄给沈雁冰先生转?
有同事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沈先生的女友。有同事摇头说,沈先生已有家室,这位钟英小姐大概是亲戚。
一天,好奇了很久的同事郑振铎忍不住了,想逗逗沈雁冰,一探这些来信之究竟,便“公然”拆开了一封来信,展开一看,不禁一惊,里面竟是福州地委上呈中共中央的报告。
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啊。
已婚三年的沈雁冰,依然微笑着行走于同事们的议论与猜测之中,照旧大大方方地为“钟英小姐”接转信件,不解释,不应答。对每位前来上海联络中央的外地同志,沈雁冰都要亲自前往接头,对暗号,辨明身份,安排住处,帮忙联系中央。时常,自己的家也成为各种碰头或召开会议的地方。忙而不乱,沈雁冰顺利完成着每项任务,无错情,无险情,从容缜密地行走于刀锋之上。
除了忙碌、危险,还少不了委曲求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这份刊物一改原有的“鸳鸯蝴蝶派”面貌,成为批判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倡导和传播新文学的崭新园地。《小说月报》的革新招致“礼拜六派”攻击。王云五出任编译所所长后,要求沈雁冰登报道歉,遭到严词拒绝,便暗中审查的稿件。沈雁冰发现后,坚决要求辞去主编一职离开编译所。陈独秀劝沈雁冰留在《小说月报》,否则中央联络员就得换人,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
既然是党的需要、组织的信任,沈雁冰便毫不犹豫选择留下。
创作《幻灭》化名茅盾
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浜路景云里11号半三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俯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
过去大半年波涛汹涌的生活在眼前浮现,在脑中发酵,“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个人物扑面而来”。痛心、悲观于大革命的失败,一声叹问,禁不住从笔端涌出,革命究竟向何处去?
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灭》,从此,他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
创作《幻灭》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要用新的笔名作掩护。取什么笔名呢?
深深的迷茫、沉沉的惆怅油然而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终落笔头。沈雁冰把眉头笔头的苦闷都堆积在一起,在稿纸上一笔一画,重重写出两个字来:矛盾!
取“矛盾”二字为笔名,绝非信手拈来,而是思想深处的重重矛盾外溢于笔端的真实与真诚表露。
“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此时的主编叶圣陶看过《幻灭》前半部后说,“但这个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姓茅的人甚多,不会引起注意。”于是,《幻灭》的书名下面,落上了“茅盾”二字。
怀时代于心间,遣家国于笔端。自此,“茅盾”这两个字,从躲避国民党追查的化名,逐渐固化成正式笔名,进而演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幻灭》一经刊发,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读者纷纷猜测起茅盾其人。其实,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真诚地吐露心声,这些文学特质已让茅盾的作品有了很高的辨识度,茅盾之庐山面目,在文学界已无密可保。
留在党外追随于党的左右
1928年7月,茅盾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开始了一段漂泊岛国的时光。而也就在这时,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定居上海,以写小说为职业。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避难,其时茅盾正创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
瞿秋白认真细致地阅读,一边读一边发表意见。
瞿秋白建议将原稿吴荪甫与赵伯韬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败一胜,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瞿秋白还指出,写农民暴动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工人罢工由赵伯韬挑起也不合理,降低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他向茅盾详细讲解了中共的政策,介绍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情况,建议茅盾据此修改原稿。瞿秋白这些意见,茅盾也都欣然采纳了。
这期间,茅盾不掩心中苦闷,郑重向瞿秋白谈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经过,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瞿秋白后来反馈说,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
1940年,茅盾遵照中共中央安排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工作,临行前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工作。
张闻天几天后回复说,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他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对于中央的决定,茅盾无条件服从。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长期追随中共的知识分子入了党,茅盾却有了与众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自己虽与党步调一致,但毕竟身处党外。现在革命胜利了,党执政了,他不该去分享这份荣誉。慎重三思后,他决定继续留在党外,追随于党的左右。
1980年五六月间,茅盾因病入院。1981年3月14日,自知生命正走向最后时刻,茅盾再也无法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大愿深藏心底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到党的队列里面,表明一位文学老战士对党始终不渝的追求。
重病卧床的茅盾,气息虚弱地口述了一封给中央的信:“如果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据《党史博览》秦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