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逊位之后,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继续当他的皇帝。在当时,比起亲族,老师们对溥仪的成长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帝师均为最忠诚的遗老
小朝廷将溥仪称为“英主”,帝师们为溥仪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期待他掌握列祖列宗的政治经验,以便光复祖业,溥仪承受了很大的学业压力。不过,按照现在发现的一些档案和当时报刊的报道,学业的完成还比较顺利。《顺天时报》就报道溥仪的天资明敏和好学不倦,而当时琉璃厂还出现了买书的太监,后来也被证实是在给溥仪购买各种新书籍。当时报道说,倘无革命之举,则如此饱学之君“定可振兴文教”。
溥仪的满语师傅伊克坦在对醇亲王提出对溥仪的教育目标时候就说:“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一般人学习四书五经是为了服务于帝王,可溥仪的任务是培养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不过时代不同,课程也不一样,在整理出来的清宫档案中,溥仪的窗课(指旧时私塾里学生习作的诗文)目标就是“会通古今,融贯中西,不可拘于旧例”。宣统三年(1911年),伊克坦、陆润庠、陈宝琛奉命朝夕入讲,其后梁鼎芬、朱益藩等先后担任帝师,这批人是小朝廷公认的“品格完美,行为端方”之人——无一不是最忠诚的遗老。然而,在帝师们进宫没多久,他们的职责变了,“复辟中兴”成为溥仪教育中最主要的功课。
伊克坦教了溥仪9年的满语功课,每天3刻钟,不过即使在当时,伊克坦的任务也并不繁重,溥仪对满语的学习并不认真。后来担任溥仪老师的苏格兰人庄士敦说,这种学习只不过是使溥仪在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对满语一无所知。伊克坦去世后,没有再选派新的满语师傅,皇帝自己宣布要把英语作为清宫第二语言。
伊克坦在溥仪大婚前夕去世,去世前,溥仪也许是循宫廷旧例,也许是一时高兴,专门坐汽车去他家看望他。伊克坦正好神志清醒,认出了皇帝,很感动。之前,皇帝除了曾看望过病危的醇亲王福晋,从来没有出过宫殿,所以这件事情被《顺天时报》宣扬为“世人无不为宣统帝尊师之举感到欣慰”。
“不明大义而自认为深明大义”
相比起满文课程,溥仪更愿意学习汉文。陆润庠讲述《四书讲义》,可是溥仪年少无知,对这位师傅并不尊重,常常闹得大家连君臣之礼都忘记了。他一再要求溥仪安心听课:“君子不重则不威。”可无论怎么说也无济于事,陆润庠只得大喝一声:“不许动!”把皇帝和自己都吓坏了。
陆润庠是溥仪的早期师傅,在溥仪退位后,他很快就重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事实上,陆润庠是当时少有的资本家,在光绪末年已经在苏州有自己的纱厂和丝厂,之所以愿意入宫教导溥仪,还是因为“太傅”带来的荣誉感,包括死后的谥号,帝师们也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谥号是“文端”。
陆润庠去世后,先后进宫的还有梁鼎芬和朱益藩,溥仪在回忆录里都没有怎么提到他们,但是梁鼎芬却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是“革命之地”广东出来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曾任武昌太守,以在光绪陵前植树而知名。他经常给溥仪讲的故事是,袁世凯派刺客去刺杀他,却被他一番教育说得放下了屠刀,这不一定是吹嘘,因为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梁鼎芬的表现还是很突出的。当时紫禁城内外枪声一片,高龄且体弱多病的梁鼎芬坚决让轿夫们冒着子弹前进,大家要求躲避,他却一再说,不可耽误了差事。
不过,庄士敦说梁鼎芬此时只是一道幽灵之光,他的梦想是光复大清,他觉得自己一切作为都是“深明大义”之事,所以他才会在张勋复辟时去劝说亲家黎元洪辞职,被黎元洪大骂并赶出府第,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反倒觉得为溥仪做了事情。当时的人们评论梁鼎芬是“不明大义而自认为深明大义的遗老”。其实在溥仪身边的老师都是这种人。
他们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一部分
最典型的当然是陈宝琛,这位当年清流派的关键人物在庄士敦眼中,是个风度优雅的人物,富有文人魅力,他的书法和诗歌都是当时人们索取的珍品。不过,在旁人的回忆中,陈宝琛没那么风雅,尤其是他抱定“一生只洗澡三次”的原则,每到盛夏,身上常常散发出酸腐之味。
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的寓言,作为首席帝师的陈宝琛的所有想法和言行都与时代脱节,不过溥仪觉得,他是最忠实于自己和大清的人,所以,他迅速成为溥仪身边能参与国事的人物。他经常给溥仪介绍时局变化,可是讲的全是民国弊端,以及清朝如何被人们所向往,民意不忘君,民国不过才几年,远比不上清朝200多年“泽被深远”,皇上总有一天会“天与人归”。这种期待和教育,很难说和溥仪日后做了伪满洲国皇帝没有直接关系。
张勋复辟的那几天,陈宝琛从参与策划到最关键的密谋,20多道上谕均由其发布,还给溥仪出了若干主意——禁止亲王贵族干政,对黎元洪不肯离开总统府的行为要予以反击,让其自尽。在皇宫被包围的时候,他让溥仪发手谕给张作霖,要其进京勤王。陈宝琛的角色早已超越了“授皇帝读”,而是小朝廷内部的智囊。但与梁鼎芬一样,陈宝琛的主意和见识,哪怕在庄士敦这种古中国的崇拜者看来,也都是“幽灵之光”了。
为了随时和他有联系,溥仪的宫中还安了首部电话,陈宝琛身为“唯一的智囊”,得到了常常和皇帝通话的殊荣,不过也就是在这时候,正在长大的溥仪发现了陈宝琛这类老帝师们的缺陷:他们知道宫中的种种弊端,可是对此毫无改变的动力,一点也没有为改变弊端而尽力。庄士敦作为旁观者,觉得这是他们已经进入暮年的缘故。事实上,这点溥仪看得更清楚,他发现,师傅们不完全是想象中的书生,他们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他们改造弊端实在太难。
溥仪越来越有主见
师傅们常常要求赏赐一些精品,比如米芾(北宋书画家)、王时敏(明末清初重要画家)的画。有一次,陈宝琛还要求皇帝写两句诗给他,“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随后对其他人说,皇帝觉得这两句诗是他的写照,专门写了送给他。这些师傅们去世后,遗老都羡慕他们有一般人所得不到的谥号。
不过溥仪最后还是有公允之论: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不过他们能给我的,也都给我了。
在溥仪大婚之后,陈宝琛被授予太傅之衔,这也是清廷授予此衔的最后一人,可是此时的陈宝琛越来越被有主见的溥仪疏远了。
陈宝琛被溥仪所疏远,关键还在于来了可以替代他智囊身份的人物——庄士敦。在溥仪的众多师傅中,只有庄士敦自己看到,并且使溥仪认识到,他重登以前的皇位是不可能了,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庄士敦的启发下,溥仪对外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据《三联生活周刊》 王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