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想象中，林徽因的人生是明亮顺遂、风花雪月的，既有事业，也有爱情，还是旧时代里的“新女性”。然而，因其太“新”，她与自己的母亲一生都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被婆婆嫌弃，梁思成的母亲至死都没有接受她。优秀如林徽因，也囿于生活琐碎，只能从一地鸡毛中，弯腰拼捡出才情和诗意。

　　为婆家的嫌弃而不堪其扰

　　1923年，梁思成出车祸后，精神恢复得很快，跟林徽因的照顾分不开。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林徽因没有传统大家闺秀的羞涩和腼腆，她热心开朗，喜欢坐在病床边，跟梁思成谈天说地，为他读报纸，甚至不顾“男女之隔”帮梁思成擦汗、翻身。

　　可林徽因这番不顾男女“礼数”的行为，让本来就对她颇有偏见的未来婆婆李蕙仙愈发不满，李蕙仙认为一个未婚女子在男人（哪怕是未婚夫）面前表现太出格了，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损伤梁家的体面，于是坚决反对这场婚事。还好梁思成一直坚持林徽因就是他的终身伴侣，林徽因也忍着委屈一直照顾梁思成，直到他出院。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去美国留学。在林徽因美国求学的这三年期间，梁家和林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首先林徽因受婆家的嫌弃而不堪其扰。1924年李蕙仙去世之前，依然还坚持说自己至死不能接受林徽因成为儿媳。大姐梁思顺虽然生活在西方国家，骨子里却是个传统大家闺秀，对林徽因的态度跟母亲李蕙仙不谋而合，一有机会就不停“警告”梁思成。

　　但是梁思成似乎天生有一种善于沟通的禀赋。目睹母亲和姐姐对林徽因的排斥，他也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不停写信给梁思顺，努力消除她对林徽因的偏见，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恳求他劝说姐姐。他这道沟通桥梁很奏效，1925年4月，梁思顺慢慢地对林徽因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感情完全恢复”。

　　父亲林长民去世后，林徽因此时才刚刚留学美国一年多，悲痛之余，她担心失去经济来源，打算先打工缓解经济压力。但梁启超知道后不同意她的打算，他写信给梁思成，要他安慰林徽因，他不仅把林徽因当儿媳，更当女儿，因此“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正是有了梁启超的慷慨解囊，林徽因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领教传统家庭妇女的隐痛

　　1928年春，林徽因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婚后回到北平的林徽因，新鲜感和澎湃的激情很快就遭到了打击，在国外一直不忘追捧传统文化的她，迅速就领教了传统家庭妇女的隐痛。

　　虽然林徽因回到北平时，李蕙仙已经去世了，但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对她也颇有偏见。王桂荃本叫王来喜，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因为聪明、勤快，深得李、梁的喜欢。后来，梁启超纳王为妾，并为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桂荃。

　　直到李蕙仙去世，王桂荃掌握了管理梁家大院和整个家庭的权力，才终于有了梁家女主人的气势，精明而强势的性格一下就锋芒毕露。林徽因以儿媳妇的身份才一登门，就感到了这个“娘”的气势。一年后，梁启超也去世了，他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这种当家的权力和责任让她更加强势，和林徽因水火不容。

　　而梁思顺也对林徽因始终不够信任，虽然她好不容易接纳了林徽因成为梁家媳妇，但林徽因婚后抛头露面的生活让她非常不满，再加上她的女儿周念慈总喜欢到梁思成家玩，让她更有挫败感。她抱怨女儿道，“你这么喜欢出来找你舅舅和舅妈，那你干嘛不让他们给你出学费”。后来，周念慈爱上了一个美国人，梁思顺彻底爆发了，她把所有的账都算在了林徽因头上，认为这都是林徽因“带坏”的。

　　那些年，林徽因一直夹在梁思顺母女之间饱受煎熬，直到1936年，周念慈一怒之下去了美国再也不回来。

　　她被淹没在生活的炼狱中

　　除了梁家的问题，林徽因自己家还有一大堆麻烦，首先就是自己的母亲何雪媛。林徽因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女儿的责任，把母亲接到北京养老。可因为自小的隔阂和性格的差异，母女俩总是争吵，而且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愈发严重。

　　“极其无能、爱管闲事、没有耐性”，林徽因曾对好友费慰梅历数母亲的“恶习”。梁家有个喜欢做管家的王桂荃也就算了，自家还有个喜欢争着做管家的何雪媛，总是给佣人乱下指令，让她一点不省心。

　　抛开这些平时的磕磕碰碰，她和母亲真正的矛盾爆发，是1935年弟弟林恒的到来。林恒是妾室程桂林的儿子，1935年从老家福建到北京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便在林徽因家住。可这却惹恼了何雪媛，她想起了自己曾经失宠、受冷落，而林徽因却和程桂林关系要好，让她备受打击。如今，林长民不在了，她好不容易遗忘了那些早年的委屈，没想到林徽因竟然把“小妾生的儿子”带到家里住。

　　很快，她便和林恒势同水火，林徽因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形容自己“身处人间地狱”。

　　她何尝不知道，其实何雪媛最大的心病就是：她想做事，却没有能力做任何事，但又想展示家长的权力。她想交流，想发挥作用，却什么都做不好。林徽因琐事缠身，几乎不和她交流，她似乎仅剩下一个母亲的名头。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没有参加，但住在他们家的小弟林恒却参与其中，还遭到了毒打并失踪。林徽因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在家里不停地打电话，动用各种关系四处探听弟弟的消息。而母亲何雪媛不仅不理解，反而趁机变本加厉、捶胸顿足地抱怨：这个小妾生的孩子竟还给家里惹祸。

　　林徽因还没打听到林恒的消息，就听说游行学生被赶出城，有的被打得半死，有的受伤四处逃散。直到半夜，林徽因总算接到林恒的电话，她赶紧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找到精疲力尽的弟弟，一腔热血的他游行时走在最前面，于是不免遭到宪兵毒打，但在被关押期间，他一个字也没提及与梁家的关系。

　　林徽因毕竟是林徽因，她始终会把生活的苦楚提炼出诗性的成果。比如，她写过一篇散文《窗子以外》，可以说是她在总布胡同的日常生活真实写照。

　　她喜欢观察窗外的送煤的、送米的，还有自来水、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街上为斤两吵嚷的妇女，全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脸孔……生活里充满了奔波和算盘，这样费那样费，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作什么生活，可是一站起来，又被生活中最具体的柴米油盐拉扯着。

　　然而她又不沉浸在柴米油盐里，她会质问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会回想她在野外考察途中遇到的乡村趣事。虽然作为精英的她和世界始终隔着一层窗子，但同很多文人一样，她在努力透过窗子看尽众生相。

　　据 《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