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是一头母牛，它是我家的重要成员。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政策，正值壮年的大黄被父亲从集市上买回家。

　　大黄长得高高壮壮的，但性子急躁，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听说前主人因为它性子躁，拉车犁田是个半吊子，才忍痛割爱。父亲图它身强力壮，自认能调教过来，便爽快地买下了。但是，一头成年牛的性子是很难改变的。大黄一套车就往前蹿，几次三番把车扔下，还差点儿伤到人。父亲的耐心被耗尽，抡起鞭子就打，大黄疼得直哆嗦，但一上套，还是抻着脖子倔强地往前跑。我心疼大黄，一手拿着青草，一手牵过绳子，边喂大黄边劝它：“大黄，挨打多疼啊，你先不要动啊，一会儿就好了。”也许是听懂了我的话，也许是因为青草的缘故，大黄终于套好了车。大黄的力气真大，拉起车飞快地往前冲，比马车都快。赶上周末我在家，就牵着它去找草盛的地方大吃一顿。要回家了，大黄会乖乖地卧下，让我把青草搭在它的背上。夕阳西下，瘦弱的我牵着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大黄，沿着田间小路回家，村民们见了，夸我懂事，也夸大黄听话。等他们农忙来借大黄时，才知道大黄并不是真的那么听话。借大黄，必须得让我牵着。要不然，以它的脾气，根本套不上车，犁不了地。

　　后来，大黄做母亲了。它不再那么急躁了，舐犊之情油然而生。但因为小牛犊太小，不能跟着下地，大黄就总想着往家跑，特别是傍晚收工的时候。那天，活儿多贪黑了，大黄拉着车飞奔，把我们从车厢里甩了出去。我忍着浑身散架般的疼痛，紧紧拉着父亲高高扬起的胳膊，不让鞭子落在大黄身上。大黄看到我摔倒了，也停住了脚步，像舔舐自己的孩子一样舔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我不再坐车，牵着大黄，一瘸一拐地走着，大黄也乖乖地跟着，再也不乱跑了。

　　小牛犊被卖掉时，大黄像疯了一样四处寻找。慢慢地，它似乎明白了什么，把对牛犊的爱几乎都转移到我身上。冬日，暖阳高照，大黄懒洋洋地卧在院子里反刍，我靠着大黄的肚子看书。它的肚子一鼓一鼓的，好像在给我按摩，我常常不由自主就睡着了。有一次，一条大蛇从墙角爬过来，大黄警惕地打着鼻音，想看看能不能吓走大蛇，而后又低声叫起来。我从睡梦中惊醒，吓得哇哇大哭。大黄站起来，冲着蛇便一脚踩下去，几乎挣脱了绳子，脖子被缰绳勒得紧紧的。等到父母回家时，看到僵死的蛇，听着我的哭诉，感动极了。父亲给大黄筛草更用心了，还顺手加了一大把料，母亲在饮牛的桶里撒了一大把玉米面。

　　后来，父母老了，我们想要接他们进城住，大黄的安置就成了问题。谁也不愿养一头老得几乎干不了农活的牛，如果卖掉，大黄只能接受被屠宰的命运。因为大黄，父母坚持住在老家。清晨，满头白发的父亲牵着步履迟缓的大黄迎着朝阳去沟畔地头；傍晚，一人一牛又伴着夕阳，心满意足地回家。时而，大黄舔舔父亲的手，父亲抚摸一下大黄的头。眼神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大黄真正离开我们时，我们一家人都守着它，一生刚强的父亲涕泪横流，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大黄；母亲一会儿给大黄端来煮好放温的米汤，一会儿又泡大黄最爱的豆饼，一会儿又拿来嫩绿的青草，努力尝试着让大黄吃点东西；我搂着大黄的脖子，泪水滴在大黄的脸上，和大黄的眼泪混在一起…… 闫忠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