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著名诗人徐志摩死于意外，他的前妻张幼仪不计前嫌前往处理后事。后来，张幼仪在回忆录中回顾了整个过程，并评价了与徐志摩有瓜葛的两位知名女性——陆小曼和林徽因。

　　西式爱情没有救徐志摩一命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飞往济南途中触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徐志摩的遗体先放在济南，中国银行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祭和丧礼，其中有阿欢（徐志摩与张幼仪之子徐积锴）和八弟参加。徐志摩死后的公祭仪式举行完半年后，中国银行终于安排用一节火车车厢把他的遗体从济南运到上海，再运到硖石（位于浙江海宁市）安葬。当时运送工作困难，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正在那个地区打仗。八弟带着阿欢去上海迎接已封盖的棺材。

　　虽然我连去参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没有，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里电话铃响了。“你一定要来一趟。”朋友说。我问为什么。“你来就是了。”他说。于是我去了公祭礼堂一趟。徐志摩的灵柩已经打开，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脸被黑丝袍衬得十分惨白浮肿，一点儿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他致敬。

　　我从灵柩旁走开以后，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出现在我身边。他强调说：“你一定要帮忙，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她不喜欢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把徐志摩的遗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这种想法，叫我觉得有点恶心；把他的寿衣换掉也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说：“就算他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现在也一切难改了，何况他是在这种意外状况下死的……”

　　我不想见陆小曼，也不想跟她说话，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了个结语说：“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以防万一陆小曼出现。后来我听说他们还是让徐志摩穿着中国寿衣躺在中国棺材里。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多进步，我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之后我读到他死前写给陆小曼的信才知道，徐志摩从没跟她一起过过家庭生活。她拒绝搬到北京，因为住上海鸦片比较容易到手。徐志摩为了供养她，老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读到她最后的生活情形，我非常难过。

　　捉摸不透的林徽因

　　我还有个疑问，徐志摩为何一定要在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后来得知，他要赶回北平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他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女朋友跟我离婚的，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从住沙士顿（英国的一个小镇，距离康桥大约10公里）的时候起，经过他们与泰戈尔同游，甚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飞机在山东撞毁的时候，梁思成正巧到山东，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队里的第一批人员。

　　我1947年的时候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我到北平参加一场婚礼，有个朋友过来跟我说，林徽因住在医院，不久以前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大手术，可能不久于人世，连梁思成都被从任教的耶鲁大学召回。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吗要见我，可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后来林徽因1954年死于肺结核。我想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或许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

　　爱意味着善尽责任

　　人家说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陆小曼爱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他的遗体），我不认为那叫爱。一个人怎么可以拒绝照顾另一半？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

　　而且，他们两人没有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的鸦片瘾把徐志摩弄得一穷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贷。他也会跟我借钱。可是如果我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给他，我就会说：“这是你爹的钱。”

　　徐志摩本人并没有什么恶习。他不喝酒，也不吸鸦片，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开始抽香烟。他有一种极好的个性，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

　　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

　　我为徐志摩、他的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徐志摩还在世的时候，老爷每个月帮他忙，供他300元生活费。徐志摩死后，老爷还是每个月给陆小曼300元，因为他觉得照顾她是他的责任。他把钱直接存到她银行户头里，这样就不必看到她了。

　　老爷在徐志摩身故后又活了13年，那些年他都跟我住，而且每个月帮陆小曼的忙，甚至在她公然与情人翁瑞午同居以后也一样。翁先生和陆小曼无名无分地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于1961年去世为止。他比陆小曼早死六年。而这期间，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为他太太和女儿难过。

　　1944年老爷辞世以后，我继续每个月放300元到陆小曼户头里，因为我认为供养她是我儿子的责任。过了四五年以后，翁先生跑来见我，告诉我他卖了好几吨茶叶，现在的财产足以供养陆小曼和他自己了。从此我才不再寄钱。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因为我一向关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尽管我离了婚，我和徐家，甚至和徐志摩的关系，始终还是很近。

　　我后来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家服装行，可还对徐家二老和其家人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

　　所以，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真正成长。虽然经历了痛苦，但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据《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 张幼仪/口述 张邦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