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书信通常属于私人写作范畴，故可窥见作者的真性情。就文化大师陈寅恪而言，他似乎没有日记，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书信就成为诗词之外窥见其思想情感的绝佳材料。

　　治学严于律己

　　陈寅恪书信多以谈论学术为主，最著名者是那封《与妹书》，其次可能就是《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前者因被好友吴宓称为“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早已蜚声学林。

　　后者则与当年一件公案有关。陈寅恪在1932年为清华入学考试出国文试题时，有“对对子”这一传统考试题型，其中如“孙行者”答案为“胡适之”等，更是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为申明自己的出题用意，陈寅恪遂写信给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字叔雅），后该信连同记者采访一同发表，才算暂时平息了人们的议论。由此信引发的汉语语法与印欧语系异同问题，其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值得学术界重视。

　　虽为著名学者，陈寅恪从未在友人和弟子面前表现出学识渊博、高人一等的自负。相反，其书信中常见“寅于此范围一无所知，病中匆读一过，信笔写其印象而已”“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等字样，更有多次为自己论文中出现失误，向其他学者道歉的文字。

　　仅就现有书信看，他曾两次写信给陈垣（教育家、史学家），说自己某篇文章中出现错误，也曾为此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千万不要发表，以免误人子弟，其语气之谦恭，态度之诚恳，令人肃然起敬。

　　为维持生计与他人讨价还价

　　现存陈寅恪书信中，有一部分内容谈论生活琐屑，如个人收入、家庭困难及为弟子介绍发表文章和谋求工作等。可见，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之中，即便是陈寅恪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要为让自己和家人弟子有口饭吃而疲于奔命。

　　诸如“请速汇款”“请支付评审费”等字样不时出现于陈氏书信中，令人为之叹息。也不乏大发牢骚，或直接以诗寄托情怀的文字，于讥讽时事之余，字里行间仍袒露他因生活动荡、难以安心治学的担忧。

　　陈氏现有书信中，当以写给老友傅斯年的数量最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是引人瞩目：“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古人谓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也。”

　　在写给傅斯年的另一信中，陈寅恪再次重复这一说法：“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

　　陈寅恪和傅斯年既是多年老友，又有姻亲关系。抗战期间，两人虽因陈寅恪为养家糊口兼职授课之事有过不快，但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友谊。

　　其实，上述书信中陈寅恪反对古人“诗穷而后工”之说，就是在向傅斯年表示，他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要为从事学术研究准备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环境。此外，陈寅恪不止一次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为经济困难大发牢骚，也说明他并未把傅斯年当作大学里的上司，而是可以托付和信任的好友。

　　也因此，在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时可见他为了多挣点钱和他人讨价还价的细节，以至到了“斤斤计较”的程度。那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想请陈寅恪写篇文章，开价是千字三百元法币，已经较常规翻倍，但陈寅恪提出要每篇一万元法币，后因双方分歧过大，遂作罢。还有一次，陈寅恪告诉傅斯年说，四川大学请他演讲，因“四川大学之贱买”，陈寅恪开出了万元法币一次的高价，“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准备稿子，仍与作文无异也”。

　　陈寅恪如此索要高价稿费和演讲费，似乎和人们心目中读书人的“清高”形象不符。其实，陈寅恪等文人学者彼时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唯一能维持生计的就是撰文研究。于乱世中坚持学术、靠学术谋生，自然堂堂正正。

　　亦见安适风趣

　　当然，陈寅恪的书信中也不全是抱怨和牢骚，有时也会显现其幽默风趣的一面。

　　1943年，战火逼近湖南长沙，迫于形势，本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不得不携家人经贵州入川，先在重庆小住，年底至成都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直至抗战胜利。虽然彼时物价飞涨，但不必担心颠沛流离，陈寅恪的身心算是暂时安定。

　　燕京校方对陈寅恪来校任教十分重视。当时，一般教授薪资最高为360元，而给陈寅恪的则高达450元，以示崇敬。陈家初到时，学校安排多位教师看望，并协助布置家具、安排生活日常等。后又请他们一家搬到华西大学文学院的宿舍，因燕京学生彼时也在华西大学上课，陈寅恪到教室极为方便。

　　这一时期的陈寅恪书信，难得出现了较有平常生活气息的文字。例如，他写给萧公权先生的一封信，主旨是向对方讨要一只猫来养。萧公权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等，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四川任教。1948年，他和陈寅恪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估计就是在陈寅恪迁居华西大学宿舍后不久，萧公权送给陈家一只小猫，深得陈家人喜爱。后小猫被偷走，陈夫人乃至寝食难安，陈寅恪即写信给萧公权，请求再次得到帮助，甚至表示可以出高价购买：“前承惠赠小猫，家人爱玩之，甚于以前所蓄养者，昨日午后忽被人窃去，举家惋惜，而内子尤甚，至于废寝忘餐。不知尊处尚有猫儿可以暂时见借否？如某有则请愿顶一头矣，将来备礼、奉聘，尝蒙赐允，不胜感幸之至。”

　　这一时期陈寅恪心情较佳，还可由他1944年10月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看出。此前他写给傅斯年的信大都是抱怨战乱之苦和生活艰辛，而这封信没有谈及经济事务，倒是关心傅斯年的西北延安之行。

　　傅斯年等人赴延安，系当时国民参政会之决议，他们以参议员身份考察延安，实际带有在国共两党间联络之意，寻求抗战后两党和谈的机会。陈寅恪在信中向傅斯年索要新出的几种中国史书籍，如果他没有，即委托他向林伯渠、范文澜等人求取。接下来，陈寅恪罕见地幽默了一回，半开玩笑地引用典故说：“求之与？抑与之与？”此句出自《论语》，子禽问子贡道：“我们夫子每到一国，必预闻其国之政事，这是有心求到的呢？还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呢？”子贡说：“我们夫子是以温和、良善、恭庄、节制、谦让之心而得到。夫子之求，总该是异乎别人家的求法吧！”

　　陈寅恪引用此语的意思是，只要傅斯年能找到这些著作，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范文澜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于1941年，林伯渠虽未有类似著作，但与延安学术界关系密切，故陈寅恪有此言。

　　据《同舟共进》 刘克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