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靖难”夺得帝位并屡次御驾亲征的明成祖朱棣，却集全国之力，投入不可估量的资源，编纂了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虽然其中不乏巩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动机，但这部旷世大典的修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然而，这部旷世巨著却命运多舛，火灾、战乱、偷盗、巧取豪夺……正本去向成谜；副本散落世界各地，至今存世不到4%。

　　散佚之始

　　据记载，《永乐大典》全书共缮写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编成后，明成祖朱棣本打算将之付印，但因规模太大、成本太高，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也一同运往新都，原稿本留在南京文渊阁。不幸的是，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突发火灾，南京文渊阁及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已运至京城的《永乐大典》遂成孤本。

　　明嘉靖末年，明世宗下令重录《永乐大典》，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于是《永乐大典》遂分正副两种：原本为正本，重抄本为副本。奇怪的是，副本完工后，《永乐大典》的正本也就此下落不明。而且嘉靖后几乎找不到有关正本下落的任何可靠记载，《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

　　但毕竟还有重抄的副本在。这套《永乐大典》副本存放在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音同“成”，指藏书的屋子)里。这里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清初，已经有人注意到《永乐大典》的存在。顺治十年(1653年)，在内翰林秘书院任职的陈燠受命整理宫中藏书。他在《请购遗书疏》里提到：“惟《永乐大典》一书，藏于皇史宬者，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如果此言不虚的话，就意味着直到当时，《永乐大典》仍旧保存完好，尚未缺失。

　　雍正年间，由于皇史宬需要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空间不足，《永乐大典》被移贮翰林院。然而，翰林院里行走官员众多，其管理远不如皇史成严格。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编纂《四库全书》而拟辑录佚书于《永乐大典》，于是乾隆帝下诏校辑《永乐大典》。大学士刘统勋上奏乾隆帝：“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存在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再次清点时，实存则为9881册（不包括目录）。按《永乐大典》原有11095册，即已佚去1154册，占全书的1/10强。

　　鉴于其时《大典》已遗失不少，乾隆遂下旨对遗失《大典》展开查找。有人猜测，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时，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查阅《永乐大典》，残缺部分可能尚留在他们家中（徐乾学就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乾隆帝遂下令“各本籍地方官，令向各家一为访问，倘果有其书，无论本数多寡，即为缴出送京”。不过，在乾隆眼中，搜集散落民间的《永乐大典》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在旨意最后加了句“此并非特交查办事件，只须随便覆奏”。

　　结果可想而知，此次调查工作毫无收获，就连一本佚失的《永乐大典》也不曾找到。结果，清廷着手修撰《四库全书》时，就不得不面对《永乐大典》只存9/10的现实。

　　列强劫掠与监守自盗

　　从修撰《四库全书》开始，《永乐大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朝廷的重视，保存情况也相当理想。可惜好景不长，当《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便视《永乐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清廷对其重视程度随之急剧下降，除了在嘉庆年间编修《全唐文》的时候“以《永乐大典》参校”之外，这部“人间未有之书”基本处于束之高阁的处境。

　　《永乐大典》在近代的厄运，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在这场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兵燹之灾里，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似乎也未幸免。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二年(1861)七月，时任文渊阁校理的翁同龢在翰林院敬一亭见到《永乐大典》。敬一亭一共布置了12个书架，可是“在架者不及架之半”。按乾隆年间尚存9800余册估算，翁同龢所看到的已不及5000册。从时间推断，侵占北京的英法联军应难逃干系。

　　不过，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的缪荃孙在《（永乐大典〉考》里却认为，“咸丰庚申(1860年)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永乐大典》)遂渐渐遗失。”按照这种说法，《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

　　《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里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却极为巧妙。藏书家刘声木为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他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有翰林院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晚上离院时，此人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书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此人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大小一样的包袱而去，便丝毫不起疑心。

　　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盗取《永乐大典》而不被“人赃俱获”，关键原因还是当时的《永乐大典》早已沦为一块“肥肉”。不仅翰林们盗取，在翰林院典守的官员、役夫们自己也盗取。共同的利益驱使他们和翰林们达成默契：彼此相安，井水不犯河水。正是在这种“默契”中，巨量的《永乐大典》无声无息地从翰林院里消失了。

　　光绪年间，《永乐大典》从翰林院散佚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吃惊。光绪元年(1875年)，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尚有不足5000册。转眼到第二年，居然就少了2/5，只剩下3000余册。而这还是在清廷一度追责，“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的情况下发生的。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翰林院里的《永乐大典)已只剩下“六百余册”，连完整时的1/10也没有了。

　　庚子劫难后几乎丧失殆尽

　　本已在翰林院里命悬一线的《永乐大典》，在庚子年(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里又遭到致命打击。战事一起，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立即成为清军与义和团的攻击目标，尤以英国使馆首当其冲。1900年6月23日，临近英使馆的翰林院在战乱中起火。“一场顽强的战斗持续到傍晚，那时火焰才被扑灭下去。但在未扑灭之前，构成翰林院四分之三以上房屋的庙宇、考场、藏书室等已被焚毁。”在这场浩劫里，翰林院所藏书籍，包括《永乐大典》残余副本及《四库全书》底本也大多被焚毁或被人趁乱收走。

　　据查，《永乐大典》副本在庚子年里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事后，英使馆交回330册，但1912年清帝退位后，翰林院将所藏《永乐大典》副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至于其余各册，要么就此消失，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于今已成各方争相收藏的珍品。

　　目前，《永乐大典》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00册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经多年努力，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其中的797卷，为续存这一珍贵典籍做出了最大努力。

　　综合自《国家人文历史》《海南日报》 郭晔旻 金满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