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历史学家戴逸的百岁人生画上了句号。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等。

　　改专业改名字

　　1936年，常熟市古里镇有一座名楼——位居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首的铁琴铜剑楼。楼主人是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他年过花甲，有一个非血亲的10岁“孙儿”。“孙儿”便是小戴逸，那时他叫戴秉衡。

　　戴瞿两家有世交之好。瞿启甲发现，“孙儿”对书有着天然的亲近，别家孩子拿零花钱买吃的，他却把铜板塞给走街串巷的租书人。隔代的同气相求令瞿老爷子欢喜而慷慨，允“孙儿”翻阅藏书楼内珍贵的宋元善本。

　　因为战争的到来，1938年，小戴逸随家人避难上海。喜爱历史的他，却在1944年高中毕业时“一狠心”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铁路管理专业。1946年暑假，20岁的戴逸即将升入大三，从昆明回迁的北京大学途经上海时开设了考场。戴逸试着报考史学系，被录取了。这反倒让他为难起来，若上北大，他得重新从一年级读起。犹豫一番后，他决定听从内心，离家北上。

　　这年深秋，戴逸走进北大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很多名教授给他们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北大的学术氛围让戴逸如饮甘霖。

　　1948年8月，戴逸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遭通缉。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为防止国民党发现自己投奔共产党而连累家人，得改个名字。“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大学业被迫中断后，戴逸走进了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课堂。他将这里视作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

　　当时，华北大学集聚了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校长是吴玉章。戴逸在华北大学一部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毕业留校，他先后在华北大学及后来以该校为基础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戴逸协助胡华撰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丰厚的版税购得一架飞机，捐给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学校将戴逸调过去补缺。将届而立之年的他被评定为新中国第一批副教授。两年之后，以授课讲义为基础，他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出版第一卷，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戴逸的学术建树引起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注意。

　　应吴晗之邀，32岁的戴逸成为《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年轻的编委。有一次开会，主编吴晗专叫戴逸“会后留一留”，戴逸自此与清史结缘。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向中央建议编纂两部大型的历史书，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8年，周总理和吴晗谈过相关事宜。吴晗在考虑初步设想之后，便来征询戴逸的意见。可这一设想因随后遭遇“三年困难”而搁浅。

　　《清史》纂修第二次被提上日程是1965年秋：受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召集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7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因“文革”，修史计划又一次夭折。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戴逸被任命为所长。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令戴逸备粮备草，练兵热身，枕戈待旦。为了梳理清代历史大致脉络，戴逸用7年时间主编了《简明清史》，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此时的戴逸已年届六旬，却思敏笔健，厚积薄发，《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研究》《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著作相继推出。

　　历史把修史的重担交给他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戴逸先生的部分著作、文章结集为12卷《戴逸文集》，总计约700万字。“2000年以后我就不写了！”随着本世纪初《清史》纂修工程的正式启动，戴逸把“小我”舍掉，历史把修史的重担交给了他，他肩负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几代史学家的郑重托付。

　　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18年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领衔苦耕下，这部由国内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100卷3000万字《清史》，进入最后的审阅阶段。

　　人们常用“清史泰斗”尊称戴逸，他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如果说清朝的功绩，总要提《四库全书》《明史》，说明朝时又总要提《永乐大典》《元史》，说宋朝总要提《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我们子孙后代看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什么呢？我认为编纂《清史》可以算一项！”戴逸的这番自信正是来自他的鉴古知今。

　　600年来，国家修史只有四次。此次之前的三次是：1368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1645年，顺治帝下令修明史；1914年，袁世凯下令修《清史稿》。《清史稿》已属易代修史，为什么现在还要隔代重修《清史》呢？戴逸的回答是：“《清史稿》由清代遗老们编写，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如对辛亥革命贬抑殊甚，以至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对丧权辱国的条约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由于仓促杀青，《清史稿》中众多人名、地名、时间均有讹误。”需要一部立场公正、内容翔实、史实准确的《清史》，是历史交给当代的命题。戴逸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布阵功垒、破解命题。

　　隔代修史、新时代修史在带给《清史》诸多创新性优势的同时，注定在解开历史谜团时也留下谜团。戴逸曾感叹：“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司之谜。”据《文汇报》 江胜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