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隆冬，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与华北解放军配合，将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的60万部队，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派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统筹部署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拜把子兄弟邓宝珊，被傅作义视为心腹、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阎又文等都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忠大孝”傅冬菊

　　傅冬菊是傅作义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不仅傅作义不明就里，就连中共地下党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傅冬菊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1945年，同班同学王汉斌介绍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应聘到天津大公报社当记者，表现一直很好，后来由王汉斌提出并由天津南系地下党发展其入党。

　　1948年底，为加强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南系学委负责人之一的王汉斌把她从天津《大公报》调到北平，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父亲，转达党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怕是国民党特务通过他的女儿整他，便问：“是真共产党还是保密局？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保密局。”这是父女俩第一次单刀直入开诚布公的谈话。

　　随后，傅冬菊便和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她以特殊的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获得了很多安慰，排解了不少忧虑。她经常走到父亲的桌前，把几份解放区刚刚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在桌子中间醒目的地方，以起到调剂父亲“口味”的作用。一次，傅作义突然郑重地问傅冬菊：“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通过你的那位同学办一办？我想让你的那位同学，替我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傅冬菊连忙说：“行，当然行！”就这样，傅作义准备议和的电报发了出去。

　　傅冬菊几乎每天都同学委领导接头，汇报父亲傅作义的情况。比如，傅作义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等等。这些情报让平津前线司令部、中共中央对傅作义的情况了如指掌，或战或和应付自如。傅冬菊在推动傅作义走向和平之路的工作中，深明大义，既为民族尽忠，又在更高层面上为父亲尽孝，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老部下”邓宝珊

　　邓宝珊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国民党西北军重要将领。他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多次合作共事。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大”会议。邓宝珊目睹蒋政府“选举”中各种阴暗丑陋的闹剧，对国民党更加失望。从南京回来后，他发誓不问政事，“抱病”在陕西三原的家中。后任傅作义的副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驻扎包头。

　　1948年11月3日，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商议放弃华北并南撤的计划。傅作义与蒋介石积怨已深，且为人正派，并不愿意放弃长期经营的华北，更担心中了蒋介石以南撤为名“吃掉他”的圈套，因此举棋不定，伺机待变。还没等他想明白前方的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已直逼平津。傅作义嫡系的两支王牌军第35军和第104军被解放军悉数歼灭。待援无望之际，傅作义只能与中共接触商谋和谈事宜。初步接触，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他想到多年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邓宝珊，立刻发电报邀请邓来北平。

　　1948年12月28日下午，邓宝珊抵达北平，之后接连几个晚上都到中南海与傅作义作彻夜长谈，讨论时局的变化发展。经过反复商讨，傅作义下决心走和平道路，并请邓宝珊担任他的全权代表，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保持秘密联系。崔带去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嘱托邓做好傅作义的工作。邓宝珊尽了全力，对促成傅作义下决心与中共和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1月14日上午，邓宝珊在通县五里桥与解放军正式开始谈判。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高级将领是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傅作义方面是邓宝珊、周北峰。1月19日，双方代表在北平城内正式形成《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22日，傅作义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31日，解放军接管北平城防务。

　　“贴身秘书”阎又文

　　阎又文是国民党军第12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奋斗日报社社长、傅作义的机要秘书。由于为同乡关系，加之才华出众，阎又文深受傅作义器重，重大场合讲话、重要会议材料、绝密电报及文件的起草都是由他负责执笔。1947年12月，傅作义就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后，阎又文除继续担任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是傅作义的心腹。但实际上，阎又文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当辽沈战役激战正酣时，1948年10月，蒋介石三次飞抵北平，企图挽救东北败局，密谋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李克农派王玉到北平联系阎又文，并布置紧急任务：搜集傅部战略情报，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一个星期后，阎又文就向王玉汇报了傅部详细作战部署，并透彻分析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打算：傅作义不会为蒋家王朝卖命，但他认为东北解放军不会很快入关，所以打算固守“平津塘”。如果战局不力，则退到绥远、河套一带。

　　根据阎又文提供的战略情报，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秘密入关。11月29日，解放军正式发起平津战役，对傅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迅速阻断其南逃西窜之路。12月13日，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虽然有意求和，但顾虑重重。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指示，阎又文耐心地给傅作义一一分析，摆明利害：投蒋并非上策，我们不是他的嫡系，华北失守，蒋定不轻饶；如今华北被中共百万大军包围，西撤之路不通；若固守，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您将成千古罪人，只有“和”才是唯一出路。另外，阎又文还利用工作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师、“中将参议”刘后同，华北学院教授、傅的同乡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等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第一次谈判，因为双方差距太大，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傅作义有些心灰意冷。关键时刻，阎又文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的身边，继续做他的工作。

　　经过三次谈判，1949年1月21日，双方代表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阎又文参与协议的谈判和起草工作，并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等解放军代表一起，商定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举行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将军宣读《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及文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下党员陆续公开身份。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阎又文严守组织纪律，一直没有对家人和外界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实身份是在他1962年病逝30多年后才公开的。

　　据《迎接北平的红色黎明》 胡献忠 马金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