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委任状，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虽然建校仅18年，却是官僚气和衙门气的重灾区。教员多数出身官僚，学生则多数不学无术，一心追求仕途。然而蔡元培却对这样的北大充满了信心，他从未将北大看作是一个衙门，而是视为一个研究高等学术、培养人才的圣地。

　　开除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

　　蔡元培上任之前，北大已更换过几任校长：严复、何燏时、胡仁源，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读书人。可当时的北大是衙门学校，乌烟瘴气。来此求学的多为官僚纨绔子弟，只为混张文凭，毕业之后，靠文凭升官发财。

　　在校园，大家管出身官宦之家的公子叫老爷，公子们上课还带着听差，上课铃响了，仆人去叫：“请老爷上课！”上体育课，教员们喊：“老爷们右转，开步走！”下课了，老爷们就成群结队跑到妓院吃花酒、打麻将。

　　蔡元培刚上任没几天，教员张思秋拿来上学期的考勤记录。

　　“怎么缺勤的这么多啊？”

　　“蔡先生，这几个缺勤的我们也管不了啊！这是段祺瑞大谋士徐树铮的外甥，这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侄子！缺课的老师是英法公使亲自指派的教员克德莱！我们得罪不起呀！”

　　克德莱是英法公使指派的教员，他和几个外国教员不好好教课，整天钻进八大胡同的妓院喝花酒，还美其名曰“探艳团”！把校风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蔡元培当即拍案而起：“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

　　克德莱找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质问蔡元培，蔡元培并不买账。外交总长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信，劝他向外国人低头。蔡元培回信：“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

　　群星璀璨，大师辈出

　　1917年，梁漱溟24岁，发表过几篇论文，听说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就把论文寄给蔡先生，希望自己能够到北大读书。蔡元培约他到校长室：“你的才华可以到北大当老师。”

　　梁漱溟说：“蔡先生，可是我只有初中学历。”

　　“你可以来的，就当学术探讨交流好了。”就这样，梁漱溟到了北大任教，成为一代大师。

　　有一位怪学问家叫张竞生，写了本《性史》的书，把房事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做研究，被当时人们大骂伤风败俗，有辱斯文。到了蔡元培这里，就一句话：“张先生的研究蛮好的，他可以来北大教哲学。”

　　在蔡元培眼里，学历不重要，背景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是有学问的读书人，有修为，讲道德，有治学决心，就敢破格任用。在他眼里，才华是读书人的通行证，真才实学才是读书人的脸面。

　　当年的北大，既有陈独秀这样倡导革新者办的《新青年》，也有以国学大师黄侃为首的守旧派办的杂志《国故》。陈独秀大谈民主、自由、解放，黄侃等人向往魏晋风流，大谈魏晋玄学。

　　钱玄同上课大谈白话文的推广，隔壁课堂上的黄侃骂声不绝，一堂40分钟的课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批判白话文。

　　胡适大力推广白话文，黄侃就对着干。有一次在课堂上，黄先生举例：“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一定是：‘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这需要用十一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立刻回击，他举例子说：“前几天，行政院邀请我做秘书，我拒绝了。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用了十二个字，如果用白话文只需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国学大师辜鸿铭是一位怪咖。都民国了，大清早亡了，他还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子，留着辫子，像个腐朽不堪的前清遗老。学生取笑他，他就反击：“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许多学生不理解，说蔡先生不该把这样的老古董请进北大这样的学校。蔡元培回复：“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是让你们学他的复辟。”

　　一时之间，北大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有27岁的“胡博士”胡适，有拖着辫子登北大讲台的辜鸿铭，有横眉冷对的鲁迅。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包容不同的意见，也包容“异端”。

　　“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河南来到北大求学。1918年，冯友兰要办一件事，需要北大校办开证明。

　　时间特别紧急，照正常手续办下来，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他放开了胆量，直接去见蔡校长。他进了校长的院子，院子里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没有一个保卫人员，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秘书，只有校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办公。

　　冯友兰进去说明来意，蔡先生就和蔼地说了句：“这是好事，当然要批证明书。”然后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让他拿到文学科去办。

　　冯友兰回忆：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没有校长架子，穿着长衫，贵为校长，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肃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就有招收旁听生的制度，需要旁听生支付一学期两元的旁听费。蔡先生一来，旁听制度就更加开放了。他说：“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蔡校长来了，北大不单有正式生、旁听生，还有偷听生。这些旁听生里有作家丁玲、茅盾、沈从文、瞿秋白，靠着旁听，许多学生成为了一代大家。

　　有个注册的旁听生叫曹靖华，他旁听俄语，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每次说起蔡先生，他都深情地说：“没有蔡先生，就没有我的翻译之路。我是蔡先生的学生。”

　　北京大学马叙伦教授曾说：“蔡先生在时的北大，校园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二是图书馆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看；三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四是浴室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洗；五是体育场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玩。”

　　还有一次，一个叫王昆仑的北大学生问蔡校长：“我姐姐想读北大，北大招不招女学生？”

　　女孩上大学，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离经叛道的事，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而蔡元培却微笑着反问了一句：“她敢不敢来？只要她敢来，我就敢收。”

　　就这样，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大学生。

　　在当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有魄力的校长，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据《在裂缝中寻找微光》 牛皮 明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