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革命家和文学家马识途接受采访时，曾脱口而出：“我是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介绍我入党。”从那时起，马识途就在钱瑛的领导下，做党的领导工作，从党的支部书记一直做到地下党的特委书记。钱瑛是马识途终身不忘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是他学习的楷模。

　　钱大姐指导我做工人工作

　　1938年的1月，我（本文作者马识途）参加了湖北省委在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一个深山破祠堂里办的党训班。当时钱瑛找许多学员谈话，这是她作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份内事。她也和我谈过话，问我今后的去向，我和许多青年一样，都向往着去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她笑一笑说：“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组织分配吧。”

　　这年2月底我到汉口，见到了钱大姐。她为我举行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仪式，并在入党介绍人那里，签上了她的名字。

　　我入党后，钱大姐分配我到汉口职工区委工作，主要任务是到颐中烟厂去做工人工作。我在工厂附近办了个职工夜校，但是在这时由于我的思想简单，捅了一个娄子。

　　当时由于物价上涨，工人叫苦连天，在我们办的夜课学校里学习的一批工人积极分子酝酿要涨工钱，不然就“搁生活”——罢工。但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买办哪里肯干，以开除工人代表相威胁。工人们气愤极了，都叫喊“把生活给他搁下”，首先在印刷厂罢了工，这一下惊动了国民党市党部，说共产党答应不罢工的，为什么罢了工？钱大姐把我找去了，我是准备挨批评的。她仔细地询问情况，却一点责备我的意思都没有，还说这是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敢于和资本家斗争，肯定了我的工作。但也指出我没有经验，轻易让工人使用罢工这个斗争手段。她说，烟厂工人大半是计件工资，一天不干活，就没有工钱，又因女工很多，坚持起来比较困难。搞不好罢工可能失败，就会给工人带来更大困难。钱大姐这么一分析，我豁然开朗，知道我的简单幼稚会给工作带来损失。我问钱大姐怎么办，她出点子说，可以答应市政府社会科的意见，先行复工。但是有条件，一是资方要按照物价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二是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三是不得开除工人代表。

　　我一下开了窍，说服工人先复工，再谈判。结果工人工资、福利都有了改善，这样一来，我们办的夜校实际上成为工会的办事地方，夜校的积极分子实际上成为工人代表了，以后工人参加武汉的各种活动也多起来了。

　　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做工人工作，出了娄子，钱大姐不是责备我，而是又批评又鼓励，又出点子，使我增强了信心。钱大姐那种可亲可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树立起来，从此我把她看作给我引路的好大姐。

　　我没有权利在钱大姐面前流泪

　　1939年秋，钱大姐被调到湘鄂西省委工作，把我也从鄂北一个县委书记调到恩施去担任特委书记。她同时还把和我长期恋爱却一直在远处工作的刘惠馨调来做特委妇女部长，并批准我们结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由于叛徒的出卖，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刘惠馨一起被捕入狱，这是鄂西党组织最大的损失，我和特委的小王同志把组织疏散后，到重庆南方局去，向已在组织部任职的钱瑛汇报。

　　在钱瑛的房间里，我才张口叫了一声：“大姐！”她就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用悲痛的眼神望着我，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我没有说下去，可是看到钱大姐那种伤悲又很柔和的眼神，我简直想大哭一场，但是强忍住了，赶忙用手巾擦去眼泪。我没有权利在钱大姐面前流泪，她的亲人十年前就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我怎能用自己懦弱的眼泪去刺激她呢？

　　第二天，钱大姐严肃而又认真地和我检查我们出事的原因和善后的处理。当我说我们准备汇报后马上回鄂西去时，她严肃地批评我：“你以为牺牲得还不够吗？根据中央长期埋伏的精神，你不能再回去了，到别的地方去埋伏。”

　　以后的几天中，她和我研究我的转移问题，我提出：“我在湖北和四川都待不住了，让我去延安吧。”

　　她当然理解我，谁不想去延安学习呢？但是她说：“国民党地区还需要人坚持工作，你是本地人，又熟悉地下工作，还是留下吧。不过你埋伏的地方要远一些才好。”随后钱大姐告诉我说，何功伟和刘惠馨肯定出不来了，她问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并且鼓励我要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战斗。

　　钱大姐在香港为我“整风”

　　1946年我被调到成都川康特委任副书记。我怎么也不能忘记1948年夏天，我去香港汇报工作，钱大姐给我整了一个月的“风”的日子。那次的收获使我终身受益。

　　那时，我们在川康一带一连搞了三次武装暴动都没有成功，不得不把准备搞的第四次暴动暂时停下来，进行总结。那时领导我们的上海分局已从上海搬到香港，我们决定到香港去向分管白区工作的钱大姐汇报工作。

　　我到香港后把我们总结讨论的结果向钱大姐进行了汇报。她首先对于我们在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接着她就分析我们三次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也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看法。但是她说：“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这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另一次。这是为什么？是一种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

　　我实在回答不出来，就这么搞了半个月，酝酿、回忆、分析，老想不通。最后她严肃地给我指出：“最根本的是你们对党的地下组织的任务还不明确，对于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是为了配合老区的党的工作而活动的，我们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配合解放战争，牵制敌人的，不需要你们独立解放川康，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党的地下组织的存在，对敌人就是一种威胁，可以说你们在白区，存在就是胜利。武装斗争只要能拖住敌人，就是配合了老区的斗争。因此不能把自己有限的一点儿力量拿去和敌人拼命。然而你们偏偏是这么搞，思想根源在哪里？”

　　她穷追不舍地问：“你们为什么认识不清楚呢？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一支队伍来，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吧？”

　　我申辩说：“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她立即严厉地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利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后来我要走了，钱大姐亲自送行。她带我到一家餐馆去吃饭。在吃饭时，钱大姐对我说：“四川是敌人的特务窝子，川东地下党的组织出了毛病，可能牵连到川康来。老实说，你这次回去是冒着很大危险的。”我点了一下头。她举起杯来，我忽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对钱大姐说：“你放心吧，我就是回不来，也绝不会给党丢脸。” 据《随笔》 马识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