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穷”与“富”，绝非通常所说的家境困窘与优渥，而是狭隘的，特指是否买得起书。

　　我读书地地道道发轫于穷读书。小学伊始，家境困难，买不起课外书，我便到处借书看。我家有一本字典，那是一本四角号码查字法的老字典。没借到课外书时，我整天翻看这本字典；由此不仅认识了许多生字、生词，还学到了许多课外知识。这本老字典成为我中小学时期离不开的挚友和老师。

　　上中学时，家庭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攒三四个月零花钱也能买一本心仪的书了。新买的书，我一周内总要看两三遍。那神情笃定、心无旁骛的劲头儿，恨不得把整本书一字不差地吃进去。到最后，书的内容能说个八九不离十，有些经典段落几乎能背诵。

　　自己买的“宝贝书”很珍惜，但我绝不小气，我会借给其他同学看，而且会优先借给买不起书的同学看——但有个严苛条件：还书不得超过约定时间，读书时用书签，不许折角、不允许手指黏唾沫翻书。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中学时期“看书至上”的年代，亦属于“疯狂穷读书时代”。上、中、下三集的书，一天看一集，整天抱着书，比当下看手机的低头族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学时，课前看、课间休息看、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回到家，放下书包，更是争分夺秒地看、整宿地看，手不释卷，乐此不疲。

　　1969年至1974年，我在部队服役。马列的著作全都可在部队借阅，部队里此类书非常多。由于本人是借阅“大户”，故能享受诸多优惠，比如能多借晚还等。感谢部队“大学校”，使我如鱼得水，读到那么多马列主义原著，我从中受益匪浅。

　　1974年3月复员后，我属于“半穷读书状态”，即买得起书，却没地方放置书，一时间，极为纠结、尴尬。原来多用柜上半部分放置成套的书和写作工具书，有了孩子后，便成为儿童专用柜，挤兑得书只得“下榻”床下。此时，我看书以借阅图书馆的书为主。

　　2000年，我从穷读书、半穷读书到富读书，有了质的转变。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书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书柜、书房。于是，我逛书摊、书市，进新华书店、图书大厦，只要相中的书，只管大包小包地往家拎。

　　2004年退休以后，书柜中此前无暇看的书，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惬意阅读了，真可谓志得意满。

　　无论穷读书还是富读书，唯有多读书、读好书，我们才有可能变成精神层面的“富翁”。时代脚步匆忙，留住一瓣心香。

　　郭大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