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同时实施了除旧布新措施，其中就包括剪辫告示。此后，其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剪辫条例，如在1914年6月23日，北京政府便颁布了《劝诫剪发规程六条》，其中规定：凡政府官员、职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发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凡政府官员的家属、仆役未剪发者，其官员要负劝诫之责。

　　诚然如此，清末剪辫推行依旧十分困难，知识分子、乡绅与百姓不肯剪辨子的案例非常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抗争的现象。

　　担忧清廷复辟

　　辛亥革命后，虽然清帝国灭亡了，然而近代中国的转型并没有完成。事实上，真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那根辫子，也很不容易。

　　梅兰芳是在1912年6月剪掉辫子的。此时距离清帝下诏退位已过去四个月；距离民国政府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三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其他人，却已可算前卫。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兰芳回忆道：

　　我的跟包大李和小龙，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小龙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梅兰芳身边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清帝退位了，革命军政府发起了带有强制色彩的剪辫运动，但知识分子、乡绅与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其实很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暴力抗争的现象。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因军队强制剪辫也引发了民众恐慌。

　　次级城市及基层乡村，没有了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在云南腾越，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无人响应云南军政府限期五天的剪辫令。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遗忘与美化

　　1912年前后，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毕竟，清军入关后强迫民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酿成诸多血案，辫子问题相当敏感，是清廷衡量汉人归顺与否的重要标志。

　　但下面这些事实，就很难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了。

　　在安徽，民国成立两年了，绩溪周边乡村的留辫者仍极多。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的书信，其中写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

　　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佣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但据《申报》1928年9月16日公布的一项统计，民国已成立16年之久，北京仍尚有4689条“男辫子”未剪。

　　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大致剪完。

　　天津虽然开埠很早，但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却称“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是各通商口岸中最不愿剪辫子的地方。

　　以上事实，也很难被归因为“生活习惯”。众所周知，蓄辫并不卫生，正所谓“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实秋就非常开心，理由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只有梁实秋的二舅爹爹“忍不住泫然流涕”，老人的眼泪显然与生活习惯无关。

　　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是遗忘与美化。

　　对清朝初年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破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前历史。

　　按清廷的最高定论，明亡于流贼，清代明而起消灭流贼，乃是为明报仇。清初贰臣们纂修史料，全部围绕着这个“定论”展开，对明亡于流贼的史实并不避讳，却往往止于甲申国变，对之后清军进入中原及南明各政权的抗清活动只字不提。明朝遗民所留史料更成了清廷文字狱扫荡的重点对象。如彭家屏乃康照六十年(1721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父子便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而在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又是最为敏感者。连“发”字在清代的使用都一直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被人联想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进而引申为对剃发政策的不满，清人便极力回避使用该词。

　　一个“发”字尚且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乾隆时代的禁书运动中，连“女真”“建州卫”这类名词，皆因有可能引起对清朝早期历史的联想，全列在抠、删的范围内。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当然也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于是，在晚清无知识的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

　　据《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