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3日，徐悲鸿的爱徒、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戴泽在北京病逝。至此，最后一位与齐白石、徐悲鸿、陈之佛等书画大师都有过亲密交往，被称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活化石”的101岁老人走了。

　　作为一位写实主义画家，戴泽一生追随徐悲鸿。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曾说，在某种程度上戴泽是徐悲鸿的衣钵传人，也是其艺术思想的实践者与坚定捍卫者。

　　深受徐悲鸿赏识

　　戴泽192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同年随父母回国，于四川云阳(今属重庆)长大。1942年，自幼喜爱绘画的戴泽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西画科。

　　艺术学系一年级在中大柏溪分校上课，启蒙老师是曾留学法国的黄显之。他在评讲学生习作时，总是看有没有“情调”，并不多作阐述。戴泽的画经常被他肯定为“蛮有情调”。二年级时，他们从柏溪分校返回沙坪坝本部，在松林坡小房里上课。费成武讲透视学，许世祺讲解剖学，陈之佛讲西洋艺术史，傅抱石讲中国美术史，谢稚柳讲勾勒，秦宣夫讲构图。戴泽说，自己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往往一句话就令人受益终生。

　　对戴泽影响最大的是徐悲鸿。那时徐悲鸿赴印度讲学后重返中大任教，应学生会之邀作讲座，阶梯大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学生。徐悲鸿出了一道题：黄桷树下四川人。他说，诸位中有许多是四川人，非四川人也入川几年了，黄桷树为四川拾头可见的大树，如果画不出，那就是因为只知临摹而不注意观察现实生活。还有，四川人穿长衫，打包头和赤脚，这在外省是没有的，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他要大家不要沉浸在画谱中，舍本逐末，要随身携带速写本，用心去观察、描绘真实的世界。这对戴泽来说是写实艺术观的启蒙，让他终生难忘。

　　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是在大学四年级，上油画人体课。大家都用深浅不同的笔画不同的颜色，徐悲鸿来到画室，坐下示范。他不看深浅色，随便拿起一支笔，观察模特后开始画画，边画边说，画面脏点没有关系，但一定要保证比例、明暗关系是一致的。这让戴泽很受启发，他那时画的人体素描已显示出准确、简练、尊重感觉的基本功。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培育了严谨的写实画风，戴泽成为他最赏识的学生之一。

　　首批走出国门的新中国艺术家

　　1946年，24岁的戴泽修完四年课程，随学校回迁南京。在找工作无着之际，他接到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助教。他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来到北平。那时学校还没开学，徐悲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抓紧时间画画，“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从此，戴泽有空就在街上用水彩画速写。到北平艺专的第一年，他就创作了《乞丐》《老佟和列宁》《东总布胡同》等作品，并在北平美术界初露头角。

　　1948年9月，徐悲鸿让戴泽创作一件作品，用作教学示范。那时北平大街上跑着很多从郊区来的马车，戴泽画过不少速写，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拥有马车的农民身上。同事卢开祥送了他一块当时很难得的油画布，他就在上面创作了《马车夫》，以具象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黄皮肤、黑棉袄的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体现了解放前北方农民的日常生活。

　　徐悲鸿对这幅画大为赞赏，亲笔做了一些修改，尤其是马的部分。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戴泽的《马车夫》等画作色彩明朗丰富，“皆许其前程远大”。

　　新中国成立后，戴泽两次参加土改工作队，请京郊农民和城里贫民做模特，创作了表现土改的油画《农民小组会》。1950年，他又创作了油画《和平签名》，描绘了北京老百姓响应政府号召签名支持世界和平运动的场景。

　　《和平签名》与《马车夫》都被选入“中国艺术展览会”，前往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巡展一年。经徐悲鸿推荐，戴泽作为工作人员随行，成为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新中国艺术家。

　　由于《马车夫》《农民小组会》《和平签名》等作品的成功，戴泽接到国内博物馆、出版社等机构的大量邀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完成了30多幅油画主题创作。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曾撰文说，这几幅作品的可贵在于，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那些普通淳朴的平民形象中深蕴着一种时代变迁，这种形象被画家捕捉到了。在艺术语言上，这些油画也属于那个独特年代生产的“土油画”。与徐悲鸿、吴作人等留欧派不同，戴泽学得的油画具有某些本土特质，这种并不完全洋派的光色处理和显得有些“笨拙”的本土性反倒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是后世难以复制的一种艺术真诚。

　　“绘画就是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平艺专改成了中央美术学院，戴泽负责过水彩、素描、油画的教学工作，后担任徐悲鸿画室负责人、油画第一工作室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培养了包括靳尚谊、王沂东等在内的众多优秀的美术、文艺工作者。他一生与中央美术学院紧密相连，言传身教并重，深得一代代学子的爱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苏联油画及创作方法的普及，徐悲鸿开创的欧洲写实主义学派遭受冷遇。1964年，戴泽被调到徐悲鸿纪念馆，“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调回北京，参加了历史博物馆的历史画和国务院宾馆绘画组的宾馆画创作。

　　不管多困难，戴泽都没有停止过画自己喜欢的画。没有纸张，他就找报纸或捡废纸画画，一张纸要画两面，有时还要画两三层。

　　1978年，戴泽在创作《画家徐悲鸿》肖像时迎来改革开放。他每天6点半准时出去写生，足迹遍布全国。他笔下的静物和风景也变得多彩多姿，轻盈而绚丽。

　　1987年，戴泽从中央美院退休，但仍主持中央美院“徐悲鸿画室”教学工作。他保持着每天至少6小时的作画时间。晚年腿脚不便，他就坐在自家窗前画窗外之景，城市变迁的繁华与喧嚣在他的眼中，也落于笔尖。戴泽曾言：“绘画就是生活。”正是这补拙、纯真的艺术态度，以及提笔一生的精湛画技，组成了戴泽的艺术人生。

　　2016年，戴泽因视力原因搁笔。他的艺术创作生涯长达74年，创作了数千件油画、水彩、素描、彩墨作品。那只60多岁的老画箱，上面的颜料已结成厚厚的几层。他感叹，回头去看，风流人物俱往矣，只留下一幅幅时代现场的写生。他觉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心中的记忆，最美的画，应是画在时间之上的。

　　因为生性低调，戴泽多年来有大量画作从未示人，大部分是花卉作品。2017年，95岁的戴泽出版了画册《花木集》，集结了52幅从未公开出版的花木题材画作。同时，他的画展“大朴者说，拙笔生花——戴泽作品展”也在北京展出，创作时间横跨70年。

　　他自青年时代便钟情于花卉写生，他说自己成为画家也许是拜花所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一有时间便去北京植物园写生，晚年仍坚持在家中画花卉。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爱画花，因为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人性不堪或是潮起潮落，“花，一直都在开”。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