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与王稼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伍修权与王稼祥等同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两人又长期共事、并肩战斗，前后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同赴莫斯科留学

　　1925年10月，一批中国青年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途中，伍修权与王稼祥同船、同车，一起度过了这次漫长的留学旅程。那时王稼祥才19岁，但已颇有学识，给17岁的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2日，伍修权和王稼祥等到达莫斯科时，中山大学已派人到车站迎接这批中国留学生了。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有语言课、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历史课，以及中国问题、经济地理等课程。学生分班是根据每个人掌握外语情况来确定的。入学后不久，中山大学学生编为11个班。

　　王稼祥因为英语基础较好，同张闻天、沈泽民、俞秀松等被编入第8班（翻译班），直接听外语讲课。他们既当学员，又当翻译员。

　　勤奋好学的王稼祥，让伍修权非常敬佩，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课程，并互相鼓励，因此结成了一对几十年交往不断、友情日深的革命战友。

　　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在学习上，稼祥同志给了我不少的帮助。”

　　见证“遵义会议关键的一票”

　　1931年6月，伍修权由苏联回到祖国。这个时候，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已先于伍修权回到国内。

　　到达瑞金后，伍修权被分配到正在筹建的红军学校工作。这段时间里，伍修权与王稼祥虽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但能够经常见到面。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中央决定调伍修权去为他做翻译。从这个时候开始，伍修权与王稼祥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伍修权动情地说：“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专门为李德修建的一处单独的房子)来，我们拿到电报后首先把它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稼祥同志又是军委副主席，各种重要的军事会议都要参加。对李德的错误指挥，稼祥同志逐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王稼祥、张闻天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同志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和他们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对王稼祥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说：“王稼祥为遵义会议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搭档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随后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随后也来到外交部就任苏联东欧司司长，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了。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访苏。王稼祥为中苏两国领袖和政府间的会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以顺利签订。在这期间，伍修权也随同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他一面在代表团内部协助周恩来，一面常到大使馆去，接受王稼祥交付完成的一些具体事务。

　　1950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繁琐的事。伍修权评价说：“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细致、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与敬佩。”

　　1951年初，王稼祥由苏联回国，不久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部长。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中联部的对外联络工作成绩卓著。1955年5月，伍修权出任我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同王稼祥还保持着经常的工作联系。1956年9月，伍修权回国同王稼祥一起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同王稼祥一起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中联部组建时配备的三位副部长先后调离。为了加强中联部建设，由王稼祥提议、经中央同意，正式调伍修权到中联部工作，担任副部长。对此，伍修权饱含感情地说：“1958年5月，我由南斯拉夫回国，由于一些原因受到批评。正在这时，王稼祥同志极力推荐我到他主持的中联部去工作。中联部的工作主要是同外国兄弟党打交道。王稼祥同志考虑到我是中央委员，与外国兄弟党交往时具有一定身份，同时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对这一工作比较熟悉，也能胜任。长期以来他也对我比较了解。在我刚受了批评，思想上有负担时，他建议我到他那儿去工作，不仅表示了他对我的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的态度。”

　　从1958年到1966年，伍修权在中联部工作了整整八年，也是同王稼祥直接合作最长的一段时间。其间，伍修权和王稼祥工作得很有秩序，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王稼祥还同伍修权一起出席了几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

　　非常时期，王稼祥遭到诬陷和迫害。伍修权利用仅有的一点权力和影响，在部里一次干部会议上介绍了王稼祥的历史功绩。哪知却遭来报复。很快，伍修权就作为王稼祥的“同案犯”被关了起来。

　　在伍修权被关押期间，王稼祥自己也还处于困难境地，但他仍然多次安慰伍修权的子女，并给他们以经济上的帮助。

　　王稼祥在战争中负过重伤，工作中过分操劳，长期身体不好。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与世长辞，终年68岁。伍修权当时还身处囹圄之中，未能参加王稼祥的追悼会，这使他终生感到遗憾。

　　在王稼祥逝世周年之际，伍修权追思当年，深有感触地说：“稼祥同志与我早年同学，多年战友，更是我一生的师表。愿他的精神与品格长留人间！”

　　据《党史博览》 周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