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要超过其他任何人。”近年来，陈独秀的两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渐为人们熟知，其中长子延年与陈独秀的“另类”父子关系更是引人深思。翻阅相关党史著作不难发现，陈延年基本不称陈独秀为“父亲”，而以“陈独秀先生”或“独秀同志”代之。陈独秀亦不像其他人一样，对子女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家庭教育的影响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幼年时其父陈衍中不幸染上瘟疫离世，后陈独秀被过继给四叔陈衍庶，平时则跟在祖父陈章旭身边接受教育。

　　陈独秀的祖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长”，平时喜抽鸦片，脾气暴躁。陈独秀自小天资聪颖，祖父对其抱有不小期望，深谙棍棒教育重要性的祖父，让幼年时的陈独秀吃了不少苦头。陈独秀从小也是个倔脾气、硬骨头，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也绝不开口求饶。

　　幼年丧父的陈独秀没能从祖父身上享受到应得的关爱和温暖，后来陈独秀固执己见以及爱发脾气的性格，与其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但是，陈独秀并没有继承祖父的高压式教育。可能是因为体会过所谓“严父”的苦，陈独秀对于子女的教育主张任其发展。虽不善于做慈父，却也远不像祖父那般“独裁”。

　　1897年，在嗣父陈衍庶的安排下，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高晓岚大陈独秀3岁，是个裹脚的传统女性。婚后，陈独秀与高晓岚相敬如宾，新婚一年后便生育一子，取名延年，当时的陈独秀年仅19岁。1898年，陈独秀随嗣父前往北京工作。正逢戊戌变法，后又发生庚子事变，社会动荡不安、国家蒙难，使得陈独秀开始觉醒，立志救国。陈独秀在与好友商议后，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实行教育救国。

　　在陈延年幼年的生活中，由于陈独秀忙于革命，父亲的面孔显得特别模糊和陌生。1902年初，陈独秀因经济困难回到安庆。回国后不久，陈独秀因组织“青年励志社”引起安庆当局警觉，为避风头再次前往日本，而此时的高晓岚已再次怀有身孕。同年底，次子陈乔年出生。

　　在陈独秀东渡日本期间，由于高晓岚文化水平较低，给丈夫回信就落在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身上。而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上学、思想进步、性格开朗的高君曼看来，陈独秀的文章写得精彩绝伦，这让其无比欣赏和仰慕。后来，陈独秀和高君曼关系日益密切，最后发展为革命伴侣。年少的延年也逐渐发现，父亲陪伴自己的时间更少了。

　　1910年，在陈家的反对声中，陈独秀与高君曼一同离开安庆前往杭州，而高晓岚则诞下与陈独秀的最后一个孩子陈松年。

　　“最熟悉的陌生人”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给安庆的家中写了一封信，希望延年、乔年来上海工作，借以减轻家庭负担。此时，距离陈独秀离开安庆家中已有5年。1916年，延年、乔年虽刚到上海，但并不依仗父亲，决定独自在上海打拼养活自己，时常蓬头垢面，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晚上就睡在《新青年》编辑部。哪怕后来陈独秀前往北大任职，风光无限，兄弟二人也毫不在意，依然在外自谋生计，什么活都干，边打工边学习。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风头正盛，陈延年并不认同父亲的革命性，对人称陈独秀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同年底，延年、乔年兄弟二人筹备赴法留学。在留学之前，曾托人向北京的陈独秀家中投递一信，称“拜访陈独秀先生”，一时被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讲民主，如今民主到自己家了。

　　在1919年6月发生陈独秀被捕风波后，陈延年偶遇父亲的友人潘赞化。潘赞化询问延年是否害怕父亲陈独秀被捕一事，陈延年回答道：“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赞化为陈延年话语里的成熟与革命气质一惊，反问道：“假如同仁效援无效，你会怎么想？”延年话语不停：“中国失掉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陈延年表情沉静，与陈独秀俨然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离父子更远，离同志更近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延年、乔年两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赵世炎、陈公培等人的积极影响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蝶变，后在法国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4年7月，因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陈延年启程回国。五六年不见，父子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反而更加“同志化”。陈独秀并不在意这点，对儿子离开时还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归国后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事暗自欣喜。

　　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陈延年作风朴实，常常深入工人群体内部，并给自己定了“六不”准则：“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被同志们打趣时也只说：“为了革命，应当如此。”这样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与父亲陈独秀曾经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1927年4月10日，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陈独秀听到儿子被安排去上海，内心隐隐不安，但作为党内重要人物，陈独秀对于延年去上海开展反蒋斗争应当全力支持。临别之际，像平常一般，陈独秀并没有特别的叮嘱，仍只以党内同志式的态度简单谈了几句。这一面之后，便是天人相隔。1927年7月4日，陈延年牺牲于敌人的乱刀之下。后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一职，黯然称：“我实在不能工作。”1928年6月6日，陈乔年被捕牺牲，年仅26岁，两兄弟牺性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两个儿子牺牲后，陈独秀在大众眼中并未太过悲伤，妻子高君曼在家中为延年、乔年招魂，陈独秀还称其“迂腐”，但在内心深处，陈独秀却从未忘过一分一毫。1936年西安事变，陈独秀在狱中听闻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高兴得像过节了一样，请人打了酒，买来了菜。他斟满一杯酒，祭奠大革命以来牺牲的烈士们，后敬上第二杯酒，呜咽道：“延年乔年，为父为你们酹此一杯！”说完，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此后，年过六旬的陈独秀避世四川江津，以教书务农为生，最终于1942年因病去世。

　　父子三人在生前聚少离多，少数的交谈也只围绕党内事务，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意志始终紧靠在一起。逝去的父子或许没能相互理解，书写下的故事却让后世的人们察觉到了隐藏在同志关系下的父子温情。

　　据《世纪风采》 王雅宁 林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