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他和夫人高孝贞本是亲戚，在闻一多小时候两家便订下了娃娃亲。起初两人并无共同语言，后来在艰难的岁月中，慢慢地培养出了深挚的情感。

　　接受包办婚姻事实

　　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叫高孝贞，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姨表亲。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

　　但是闻一多快毕业时，问题来了：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也是二十七八岁了，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这使闻一多陷入苦恼之中。他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1922年1月，闻一多还是回到了故乡湖北浠水结婚。他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了。结婚那天，闻一多一早起来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闻一多虽然对婚姻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闻一多在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高孝贞早日来读书。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婚后没多久，闻一多赴美深造。他仍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42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对妻子的深情思念。短短一年时间，闻一多对包办婚姻有了很大改变，这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幸福的日子快乐而短暂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等高校任教。1926年1月，他把妻子和子女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当上了小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在平淡的日子中，闻一多和高孝贞的感情起了一些波澜。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这是一多在这个时候感情上吹起的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清华，一家人过上了安定的日子。那时闻一多的薪水不低，住房宽敞，环境优美。每周六晚上，他常带上全家去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但是，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五年。

　　艰难的岁月里见真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当时，高孝贞携两个儿子正回湖北探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到长沙任教。仅两个多月后，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长途跋涉后抵达云南。途中，夫妻二人通了不少信件。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半年后，高孝贞也携子女来到云南，一家人总算团圆了。

　　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当时整个昆明都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暂时离开；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

　　1946年7月11日晚上，反动派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暗杀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她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

　　闻一多去世后，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在组织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48年3月，高孝贞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据《书屋》 李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