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他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默默地工作和奋斗50年，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卫士”、人类艺术宝库的“守护神”。

　　坚决反对把所址设在兰州

　　1942年冬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告别妻子、儿女，离开重庆，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参加筹委会会议，初步决定筹备计划。当时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址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不同意，认为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和研究呢？他提出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有的官员一提起塞外戈壁滩就谈虎色变，表示敦煌不能去。常书鸿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反映这一意见，于右任支持常书鸿。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兰州一些官员，他们对常书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得不到解决。

　　常书鸿毫不气馁，亲自寻找愿去敦煌的专业人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龚祥礼，龚祥礼当即表示愿意去敦煌工作。龚祥礼帮助凑了6人的班底，又设法买来笔、墨、纸、颜料等必需品。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乘一辆破旧卡车，开始西行敦煌的征程。由于汽车破旧，路上时常抛锚，步行仅需半个月的行程，汽车却走了一个来月，才好不容易到了安西。

　　从安西到敦煌，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片巨大的荒坟葬场。汽车不能走了，只好靠骆驼帮忙，他们以每天15公里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前进。终于有一天，太阳从三危山高峰升起时，“骆驼客”告诉他们，千佛洞就要到了。他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一齐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自己动手清砂筑墙

　　戈壁滩的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夏天沙漠气温高达60摄氏度，冬季最冷可达零下20摄氏度，滴水成冰。常书鸿他们的办公室设在千佛洞中寺的破庙内，宿舍是马厩改造的。桌、凳、床全是用土堆成的，没有取暖设备。这里人烟稀少，邻居只有上寺的两个喇嘛和下寺的一个老道。最近的村舍也在1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沙。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许多洞窟内及其通道上积满流沙，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淹没，要到洞内工作首先要清除这些流沙。堆积的流沙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果雇用民工清理，至少得花300万元。这对只有5万元开办费的常书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好在大家情绪很高，雇不起民工就自己干，他们用自制的刮沙板，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一点点地把沙推到水渠边，然后再用水把沙冲走。他们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加上少量民工，终于把流沙清除。

　　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筑墙。为了防止人畜破坏和风沙袭击，需要建造一道两公里长的围墙，把石窟群围起来。当常书鸿把这一设想向敦煌县的县长提出时，县长哈哈大笑，挖苦他，说他大概是书念得太多了，真是一个书呆子；说这是戈壁滩，除了沙子没别的，没有土怎么筑墙，要修这么高这么长的围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难！

　　常书鸿受了奚落，但并不灰心，他看到有人用沙土加水夯实筑起墙，用作临时小卖店，经询问得知，千佛洞附近的水碱性大，加沙夯实作墙很结实。常书鸿以此为由再次去县里交涉，坚持要他们去千佛洞看看，并说，如果不筑围墙，以后石窟再受损失由县里负责。县长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去研究修墙计划，经常书鸿多次交涉，后又派来民工。常书鸿等人和民工一起，起早贪黑干了50余天，总算筑起一道2米高、1000米长的围墙。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

　　遭遇意外打击

　　研究所成立后，正当清理修复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常书鸿遇到意外打击。

　　首先是他的妻子陈芝秀不辞而别。

　　1943年秋，常书鸿回重庆办事，顺便把全家接到敦煌。陈芝秀刚来时，被绚丽多彩的古艺术所吸引，参加了临摹复制工作。可是时间一长，她忍受不了艰苦、寂寞的环境，过不惯清苦、单调的生活，1945年4月19日，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弃家而去。陈芝秀到兰州后，立即登报声明与常书鸿离婚。

　　其次是研究所的经费来源和人员问题。

　　研究所成立一年多，上头批拨的经费一直没有汇来，维持所内开支全靠常书鸿来时开画展筹措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债度日，这也引起当地怀疑他们是否由政府派来。几经周折后，友人帮助询问，才得知是有关部门弄错名称，把“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写成“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查无地址，无从汇款。弄清原委后，经费总算得以解决。

　　1945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常书鸿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拒绝交出研究所撤走，他认为这命令是错误的，不能服从，不能让敦煌艺术再遭受劫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汇来一笔经费。常书鸿处于双重喜悦之中，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但又面临新的问题：一些家在敌占区的职工，离家多年，想尽快回家乡和亲人团聚；有的不安心边陲工作，想乘机离开。一时间刮起“复员”“散伙”的风潮。

　　1945年冬，为了落实研究所接管关系和解决人员问题，常书鸿赶赴重庆。听取常书鸿的汇报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对常书鸿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购置了小型发电机、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1946年6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美制十轮大卡车，重返敦煌。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此后，他一直从事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1982年3月，组织上考虑到常书鸿年事已高，调任他为国家文物局顾问，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退居二线后，他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绘画创作和整理文稿上。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根据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送回敦煌莫高窟，埋在他住了几十年的中寺院内自己栽种的梨树下。据《文史春秋》 叶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