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红军长征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译名勃沙特）的故事广为人知。其实，与薄复礼一起先后进入红军长征队列中的还有三位西方传教士。他们中除一人病故在长征途中外，其余二人先后被红军释放。他们获释后都曾写文章或著书，记述了各自的这段神奇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

　　林荣贞：随红军长征的女传教士

　　1934年10月，薄复礼夫妇在贵州镇远的山路上，与红军不期而遇。这支红军是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他们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数千里，准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

　　薄复礼夫妇被俘，随红军来到旧州。在这里，红军又将新西兰籍旧州教区传教士成邦庆（译名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加拿大籍思南教区女传教士林荣贞（译名恩布伦）一并扣留。这7个外国人，被带到保卫局看管起来。保卫局局长是吴德峰，他的妻子戚元德是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出于人道考虑，红军很快将薄复礼、成邦庆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释放。这样，薄复礼、成邦庆、林荣贞3位传教士，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第二天早上，红军冒着倾盆大雨出发。第一次“长征”就给了3个传教士一个“下马威”，红军在转战路上，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一连多日已超出人体极限急行军。这让3个传教士苦不堪言，林荣贞更是一路哀嚎。

　　由于性别原因，戚元德更多的时间看管着林荣贞，管她叫“洋小姐”，温和地宽慰她说：“我也是一个女人，你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林荣贞身体很胖，行动迟缓，总是落在队伍最后面。走了两天，她脚上就打了几个大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戚元德帮她挑破水泡，还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软的“布草鞋”。她很惊讶戚元德的手艺，一再说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

　　在戚元德等人的帮助下，林荣贞跟在后面艰难地追赶队伍。一天，林荣贞实在走不动了，坐在了地上。戚元德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将马匹腾出来让她骑乘。可她胆子很小，压根儿不敢骑。戚元德只好将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竿当滑竿，让战士们轮流抬着她走。林荣贞后来写道：“虽然红军给我提供了一辆滑竿，但前半段路还是得自己走。”

　　林荣贞在穿越一座险要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连她自己也吓得坐在地上。在一次夜行军中，她突然跌下悬崖，所幸灌木树丛接住了她，被红军救起后，她又是号陶大哭。

　　事实上，林荣贞已成了行军的拖累。10月9日，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红军决定将她无条件释放。

　　林荣贞获释后，撰文回忆随红六军团行军一周的艰难经历，刊发于内地会英文杂志《中国大众》（亦名《中国亿兆》)北美版1935年1月号，是迄今所见的西方亲历者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记载。

　　成邦庆：年龄最大的传教士

　　成邦庆1890年出生，1913年9月被派到中国，先在江苏镇江学中文，后到贵州遵义、镇远等地传教。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打破国民党重兵阻截，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成邦庆、薄复礼跟随红军一起行军。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连下永顺、大庸两座县城，在大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12月10日，省革委会机关迁到塔卧。红军以这一区域为基础，开始给中央红军打造一个落脚点。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决定，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成邦庆、薄复礼随红军到了塔卧，过上一段没有行军的日子。礼拜日，成邦庆通常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赞美颂》，有些战士们很喜欢听。因此，成邦庆、薄复礼被邀请参加红军的联欢会。一天晚上，萧克等红军领导人在保卫局院子里围坐成半圆，保卫局长吴德峰小声警告说：“大家想听你们唱歌，但不得与宗教宣传有关。”成邦庆为难地说：“可是我们只会唱《赞美颂》之类。”萧克说：“你们随便唱吧！”唱到高潮时，战士们都被吸引来了。

　　成邦庆还是红军的义务“油印员”，他看见一名战士正忙着刻钢板，就问“刻的什么”，战士回答说，“一本翻译的俄罗斯著作”，他便主动帮忙油印，将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册。

　　相对稳定的生活很快结束了。红军又开始了频繁的行军和打仗。部队经常为大小河流所阻，一次坐船过河，满满一船人接近对岸时，船底撞到一块尖石上，很快沉入水中，成邦庆随破船漂到下游，红军战士跟着跑，把他救上岸来。

　　一段时间后，成邦庆感觉红军有再次转移的迹象，他有点烦恼，因为他生病了，无法步行。1935年11月7日，成邦庆、薄复礼被叫到吴德峰的屋子里，吴德峰说：“你现在病得很厉害，我们准备放了你。”

　　成邦庆在被扣留413天后获释。之后，成邦庆开始撰写这段经历的回忆录，手稿为其澳大利亚的后代所珍藏，直到2010年才在美国出版问世。

　　耿友华：唯一病故的传教士

　　1936年1月11日，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占石阡县城，将石阡天主教堂传教士扣押。

　　第二天，一群红军战士围着他问长问短，弄清了他的来历。神父叫耿友华（译名凯勒），28岁，德国人，1933年8月到中国贵州石阡传教，是贵州东路教区石阡天主教堂神父。战士们很好奇，才到中国两年，他的汉语竟说得这么好。其实，耿友华是意大利罗马圣经大学的高材生，很有语言天赋，除德语外，他还会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一点西班牙语及拉丁语。

　　几天后，耿友华跟随红军出发了。同他的新朋友薄复礼一样，他也跟随红军长征。夜里行军，红军没点火把，几乎看不见路，天亮才宿营，他被安排同连长合睡在一张床上，红军战士则睡在地上。

　　艰苦的行军成为耿友华生活的全部。山路很陡，他艰难地爬到山顶，看到队伍正快速下山，耿友华跟得小腿发抖，跌倒在山路上。这时，红军将一匹骡子供他使用，他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暖意。

　　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转战期间，行军连续不断，耿友华病倒了。尽管红军给他配备了一匹骡子，但他连骑上去的力气都没有。红军就给他找了一副担架，派了6个人轮换抬他。山路崎岖难行，一次抬前面的人滑倒，耿友华朝前摔了出去，虽没受伤，但受了很大惊吓。

　　到宿营地后，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吴德峰则把缴获的药品给他用了一些。他的病有了好转，但也只能勉强骑着骡子行军。

　　红军到达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后，释放了薄复礼，耿友华继续随红军长征。1936年4月16日，红军进占云南姚安县城。耿友华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红军的医疗条件有限，经全力抢救无效，于4月28日不治身亡。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仍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买了一副红漆棺材，将其安葬在该县城郊。

　　据《世纪风采》 梅兴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