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急剧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断然加以拒绝。谈到最后，张作霖竟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翡翠烟斗猛力摔到地上，对芳泽骂道：“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机警的张作霖还“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略作停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就在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首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车粉碎，车身被炸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宪兵司令齐恩铭慌忙从车上跳下，拦下附近一辆结婚汽车，将新娘强行赶出后迅速把张作霖架入车内，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驶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用剪刀将其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断，随即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张作霖临死前，对夫人嘱托：“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好好干吧！”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年仅54岁。

　　被视为“满蒙生命线”的障碍

　　张作霖与日本当局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他当初能够爬上“东北王”的宝座，与日本人的支持密不可分。但他又与日本当局之间存在矛盾。他不甘心成为日本的傀儡，也害怕中国人民说他是汉奸，甚至对某些已与日本签订的密约采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要他在出让满蒙新铺设铁路给日本的条约上签字。张作霖想方设法推托，不是在条约上只签个“阅”字，就是让芳泽去找地方政府协商，成为解决不了的“悬案”。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嫉恨与仇视。

　　1927年4月20日成立的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6月、7月与8月，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满蒙问题。会上意见不一。极端狂妄强硬的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乘张作霖困难之际，向张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另一方面，如张作霖继续拒绝日方要求，则秘密布置对之实施暗杀，造成东北群龙无首、形势混乱的形势，乘机出兵占领整个东北。

　　在“东方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并为武藤司令官执笔起草了发言稿。一年后，河本大作成为暗杀张作霖的元凶。

　　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满蒙生命线论”。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的障碍。他后来在《我杀死了张作霖》的回忆录中这样发泄他对张作霖的不满：

　　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地犯了老毛病。自入关进了北京，自封为大元帅的称号，因多年的愿望实现而踌躇满志。在日清战争（注：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一切都在奉系军阀的支配下遭到蹂躏。忘恩负义的事不胜枚举。

　　1928年6月3日晚，河本得到了北京等地传来的情报：张作霖专车已开出北京，正沿京奉铁路线向沈阳开来，预计到达沈阳的时间是4日清晨。河本早已经通过关系，从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的嘴里，侦察到张作霖本人位于专车的第八号车厢。

　　6月4日晨近6点，张作霖的专车开到了埋设炸药的地方，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河本大作的指挥下，一按电钮，“轰”一声，炸药爆炸，黑烟飞扬至200米上空。

　　关东军“火中取栗”的企图落空

　　皇姑屯爆炸张作霖专列成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按照预定计划，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铁路被炸部分，又专门枪杀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把两人的尸体扔在肇事地点，在尸体衣服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东北招抚使”的信，诬称炸张作霖专车是北伐军派来的南方便衣队所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派遣人员，千方百计侦查张作霖被接回帅府后的治疗情况，并试图进一步杀害27岁的张学良；另一方面下令全军戒备，作好作战准备，并在沈阳等地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引起东北进一步混乱，乘奉军无人统一指挥之机，全面占领东北，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危急存亡之际，沈阳奉军当局识破日方阴谋，力持镇静。他们先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瞒过日方的窥探。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假称张作霖仅“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官天天来帅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与处方。日方不断派人来慰问借以探听张作霖消息，皆婉言谢绝。同时密电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主持大政。待局势稳定后，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1929年1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河本大作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捕。作为战犯，他在审判台上供认了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罪行。1953年8月25日，他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终年72岁。

　　至于那位按动电钮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后来策划和指挥数十万日本人移民伪“满洲国”，被称为“满洲移民之父”；1937年冬，他被编入日军第114师团，任大队长，参加杭州湾登陆，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被中国军队击毙。

　　据《炎黄春秋》 经姗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