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一（1902~1991）是20世纪30年代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名字一度与著名作家林语堂并列称为“林熊”。1934年，熊式一创作的英文话剧《王宝川》火爆全球，从伦敦小剧场演到美国百老汇，连演数百场，《纽约时报》因此将他誉为“中国莎士比亚”。

　　因为种种原因，熊式一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大的名气。直到2023年，名为《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的传记出版，才让这位传奇剧作家的人生故事重新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的眼前。

　　《王宝川》：让西方人大开眼界

　　1935年10月30日，贝伦加丽亚号游轮从英国伦敦启程前往美国纽约，船上搭载的游客中，有很多知名的电影明星、舞蹈家、导演，其中有一对华人夫妻特别显眼，男人身着褐色的中式长衫，女人身穿黑色缎面旗袍，这二人就是熊式一和他的妻子蔡岱梅。他们的打扮颇具古典气质，又不乏时尚气息，而他们流利的英文和开朗的个性，更是给同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从英国到美国的旅行，是熊式一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即将带着自己编剧、导演的话剧《王宝川》到美国百老汇进行演出。1934年，《王宝川》曾在伦敦的小剧场以黑马的姿态大出风头，剧情家喻户晓，甚至受到英国王室成员的喜爱。这部剧的火爆让当时在英国攻读博士、籍籍无名的熊式一一夜成名，走上世界文坛。

　　在美国，熊式一一行下榻当地最有名的爱迪生酒店，报纸上每天都有介绍他们的新闻报道。美国版话剧《王宝川》配置精良，由美国知名制作人莫里斯·盖斯特担纲，演员都是美国本土演员。戏服则是熊式一邀请梅兰芳在苏州请裁缝手工缝制的，极尽华美。在这个高光时刻，熊式一或许会回忆起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他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又如何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

　　那是三年前的1932年，30岁的熊式一来到英国东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出国后，熊式一很快和他心仪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巴里等人结交，并向他们取经、学习。萧伯纳和熊式一的导师尼科尔都认为，熊式一应该使用英语创作传统的中国戏剧，这是在英国从没出现过的内容。

　　在师长们的鼓励之下，熊式一写出了根据传统戏曲《红鬃烈马》改编的话剧剧本《王宝川》。

　　1934年，《王宝川》的话剧还没有眉目，剧本抢先一步顺利出版，竟然广受好评，由此，熊式一也真的成了海外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星。

　　很快在同一年，英国话剧导演普锐斯被《王宝川》吸引，决定排演这部话剧，在他们的努力合作之下，《王宝川》迅速演满百场，观众甚多，英国所有王室成员几乎都看过这部剧。此后，这部剧由伦敦红到了百老汇，经过几个月的排练，1936年1月27日起，《王宝川》在美国连续上演了三个多月，场次多达105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也亲自观看了这部戏，称其“迷人、有趣、含蓄，令西方人大开眼界”。

　　墙外开花墙外香

　　熊式一在中国大陆一直默默无闻。他有六个孩子和多个孙辈，这些孙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爷爷的作品一无所知。

　　除了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熊式一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没能得到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前半生大部分时间用英文写作，语言隔阂造成了传播的不畅。熊式一传记作者郑达分析，从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国香港生活期间，他几乎没有使用过中文发表作品。而这段时间，与他同类型的作家林语堂很早就有中文作品出版，因此，林语堂在中国的名声自然比熊式一更大。

　　实际上，熊式一在中国文坛的“消失”，也不是他刻意为之。他未必不想在中文写作的圈子发展。出国前，熊式一就已经开始翻译和写作，并且选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就是翻译和创作戏剧作品。他特别喜欢英国作家巴里的剧作，陆续翻译过他的十几部作品。那时，他已经进入了京沪的文学圈子，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欧美名家小说，还在《小说月报》等杂志发表过译文。

　　不过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1930年前后，熊式一在北京教书时，听说胡适有机会出版巴里的作品，就将手中的十几部巴里剧作的译稿，连同自己创作的剧本《财神》交给了胡适。但后来，胡适对熊式一的译作不重视也不欣赏，一直放在家中。

　　直到诗人徐志摩在胡适家中读到了这些手稿，事情才有了转机。徐志摩喜欢熊式一幽默华丽的文笔，对他大加赞赏，而因为徐志摩的赏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也开始邀请熊式一去武大教授西方戏剧。但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熊式一没有海外求学经历，不能教授相关学科。这个偶然的遭遇，给了熊式一极大的刺激。他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

　　从那时起，熊式一的发展方向就开始向海外倾斜。《王宝川》大火之后，熊式一决定暂停对博士学位的追求，专心于这部剧在全世界的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环境也进一步推动了他的选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中，回南昌探亲的熊式一被困，最终，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回到英国定居。从此，他曾经向往过的中国文坛，只能成为平行宇宙中的一种可能性，永远与他擦身而过。

　　起伏与落寞

　　1944年，凭借《王宝川》走红的熊式一又出版了畅销小说《天桥》，依靠版税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环境，熊式一举家迁往牛津市，租下了一套房。很快，热情好客的他，家中就聚集了华人圈中的许多文化名人，中国人来到牛津几乎都要到他家拜访，胡适、卞之琳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在英国的这些年，因为性格大手大脚，花钱缺乏计划性，熊式一的生活中早已经隐藏了不少麻烦。虽然他有畅销的作品，但后续的出版合约并未按时完成，仅靠稿费生活，收入并不稳定。熊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变得入不敷出。

　　1954年，新加坡即将成立南洋大学，林语堂受邀任校长，他欣赏熊式一的能力，邀请他前往新加坡和他共事，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这是一份稳定的、能解决生计问题的工作，于是，熊式一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但事与愿违，因为复杂的办学情况、人事问题等原因，林语堂和熊式一陆续辞职，没能留在新加坡。

　　离开新加坡，熊式一选择去中国香港谋生，在那里筹备《王宝川》的中文电影版。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王宝川》电影版没有复制出当年的成功，他就一直留在了香港。后来的三十多年里，熊式一开始用中文写作剧本和小说。他依旧热心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还在香港、台湾创建了清华书院，培养了很多文科人才。可惜的是，那段特殊时期，熊式一的中文作品又错失了进入内地的机会。

　　晚年的熊式一将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他的人生舞台，早已经从华美的大剧场，转到了安静、落寞的小剧场。从去新加坡开始，他就和妻子、儿女分隔各地，妻子蔡岱梅在英国，子女中有的回到中国大陆工作，有的在海外生活。过去的朋友逐渐衰老、死去，他的寂寞与日俱增。他也开始稍稍低头，晚年，在写给妻子蔡岱梅的信中，他开始感叹：“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据《中国新闻周刊》 仇广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