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求学。一次，我和同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途中发现，一款供不应求的某品牌啤酒乱涨价。那时实行计划经济，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明码标价。于是，我们立即跟店主理论。谁知，店主非但不讲理，还说让我们“告去”。同学们听了很生气，立即叫我把这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反映到报社。由于我平时喜欢听新闻广播，也爱看报纸新闻，喜欢写作，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将这一情况写成稿件投到相关报社。没过几天，《北京日报》《中国消费者报》《北京物价报》就刊登了，且反响较大，物价部门立即进行了整治。北京物价报社的一名记者还找到我，带我进行了跟踪采访。跟踪采访采写的稿件在《北京物价报》一版刊登后，文中把我署名为“本报特约记者”，该报记者还说，以后我可以多写写这方面的稿子。

　　我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先后在《北京物价报》刊发了《物价局暗查“信得过”》《北京站七十多家餐馆明码标价》等20多篇新闻稿，都是署名“特约记者”。直到我毕业去外地工作，人生第一次当“编外记者”的经历，才算告一段落。汪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