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年底，我插队的生产大队从下属的10个生产队每队抽了1亩地，又让每个队出一到两个人，组建了一个13人的农科队，要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搞出些名堂来。

　　在这13人中，年纪最大的是老王，已经80岁出头了，原来是大队的放水员。年龄排在第二的，是一位冒姓老爹，70岁开外。年纪排第三的则是农科队的队长，姓吉，年过半百，早些年是做纸扎匠的。与吉队长年龄相仿的还有另一位半百之人，也姓冒，个子大约1米6，矮矮壮壮的。此外，与我年龄相近的，20岁上下的大姑娘、小伙子有6位。30岁到40岁的，除去农科队的陈会计之外，都是妇女。提起这样的年龄与性别结构，队长老吉直摇头。也难怪，那年头种田靠的是力气，这班人能行吗？

　　既然是搞农业科学研究，文化知识是少不了的。在这个农科队里，我是唯一的高中生。但是，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恰恰是“文革”十年，我学到的知识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位小伙子是初中毕业，其他人要么是小学文化，要么是文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成了农科队当仁不让的农技员。可我就是一个插队知青，才插队不到半年，别说农业科学，就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诸如小麦、水稻、棉花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等等，都一无所知。实话实说，我在农科队干了一年多，从队长老吉到陈会计，乃至普通队员，没哪个把我这个农技员当回事。在这一年里，农科队到底搞成了什么科学研究，我只能说它徒有虚名，也就是跟其他生产队一样，春种秋收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在农科队，我们多喝了几碗粥：农忙的时候，队长老吉让人做上一大锅玉米粥或者大麦粥，干完活儿喝粥，喝完粥干活儿。

　　因为农科队尚不具备结算能力，所有成员所挣的“工分”要划到原来所属的生产队结算。结果，我一年下来所挣的工分，居然还不够抵生产队分给我的口粮，还倒欠生产队一笔钱。这让我十分不解：这一年我在农科队几乎没歇过一天，怎么居然连自己都无法养活？因为我身无分文，欠生产队的口粮钱我没给，会计也没追究。

　　到农科队的第二年，我有些灰心丧气，加之听说要恢复高考制度了，我悄悄地加入到复习应考的大军，没好好在农科队干。不过，即便是好好干，我认为在农科队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

　　40多年过去了，上世纪70年代一哄而上的大队农科队已成为历史。可以说，我是那场运动式的农业科研的亲历者、见证者。严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