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国民党广泛散播关于红军的种种恐怖而荒唐的谣言，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污蔑诋毁党的光辉形象，给长征中的红军造成不良影响。面对恶劣的社会舆论环境，红军将士用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捍卫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国民党对红军实施舆论“围剿”
在长征途中，国民党一直搞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企图在用武力“围剿”红军的同时，用谣言来孤立、打垮红军。国民党的谣言宣传，一般由特务、随军政治训练班、各地党部党务宣传员、各地方政府组织的宣传队以及地方聘请的地主、士绅等，经过“施以军事政治之严格训练”后再行分派各地工作。他们常用的手段是涂抹红军标语后粘贴自己的反动标语，在乡间聚会演讲，散发传单，甚至还多次用飞机空投播撒传单。
1935年1月，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建立“云南省宣传总队”，从昆明派往昭通镇雄县开展反动宣传。据队员崔龙光回忆：“总队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借机攻击、污蔑、谩骂共产党，开展反共谣言宣传。”与此同时，云南镇雄县国民党政府还开始组建“县宣传大队”“区宣传中队”“乡宣传小队”，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召集政府职员和学校学生召开大会，高呼反动口号招摇过市。一时间，从街道到学校，从《云南民国日报》到偏远乡村的围墙，到处是红军“红眉毛，绿眼睛”“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等种种荒谬、耸人听闻的谣言，使得群众人心惶惶。
国民党这种有组织的造谣宣传不仅仅在云南开展，在贵州、四川等地也随处可见、比比皆是。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来到贵州石阡附近，国民党地方政府就大肆散播谣言：“前年共产党在这里吃过亏，这回来了一定要报仇，非杀个鸡犬不留不可。”谣言引得石阡附近群众纷纷四处躲避，红军途经地方很多村庄封门闭户，不见人烟。当红军到达时，村里四处无人，买不到粮食，伤员也没地方救治，十分困难。种种可耻的谣言，给红军带来极大困难。
“玩火者必自灼”
国民党散布谣言的伎俩一旦被群众识破，往往会催生出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群众只会对国民党的色厉内荏、卑鄙无耻更为鄙视和厌恶。
1936年4月，为围堵红军，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镇雄县参加围堵，当地政府一再宣传“国民党军纪律严明”，要求群众“一致欢迎，毋庸惊恐”。然而当地百姓根本不信，因为1935年5月初川军参与围堵红军到镇雄一带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们都说“宁肯红军过，不愿川军来”。
果不其然，中央军到当地后，拉夫抢粮、抢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穷苦人民惨遭蹂躏，其惨状罄竹难书，就连当时国民党地方官员都气愤不已，镇雄县县长和麒麟乡、常德乡乡长纷纷向云南省政府报告，有的控诉“中央军九十九师不守军纪，民间受其痛苦者，实难堪悉述也”，有的报告“中央军四十七师，挨户驻扎，无论男女老幼一概逐出，任意搜索，上至屋梁下至柱足，莫不挖掘殆尽……”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将污蔑红军“奸淫烧杀”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
长征中，群众由最初受到国民党污蔑宣传所蒙蔽，四处逃散，到主动接触了解红军，再到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收治伤员，积极拥护红军，原因就是通过红军上门板、捆卧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这些小事的纪律表现，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则因为肆意妄为、无恶不作而四处受困，这是谣言所无法改变的事实。
红军运用多种形式辟谣
1935年，中革军委发电至各军团要求：“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由此，一个以宣传工作为核心的、多种多样的革命文化活动高潮便在长征中发展起来。
为打破敌人舆论“围剿”，辟除种种谣言，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红军首先是就地印刷、张贴宣传材料，如在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保护茅台酒通令》，就是红军针对当时谣言“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澡、洗脚”而作出的回应。
除印刷文告外，红军常见的宣传方式还有刷标语、画漫画，现今在广西龙胜县江底乡矮岭村巨石上刻着的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就是针对国民党特务散布的“红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谣言而写的。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宿营时、警戒时及短期驻留时，在桥上、墙上、井边甚至国民党县政府，宣传员的标语几乎无处不在。1935年《红星》报第12期报道：“‘山西’（红军代号）在两天之内共写一万四千八百多条标语，其中干部写一万条……”还有更生动的漫画，较著名的有黄镇在长征途中作的《川滇边干人之家》《红军彝族游击队》等，现今川滇黔三省有记录的红军漫画作品大致有20余幅。
此外，红军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如歌谣、舞蹈、戏剧、曲艺等宣传方式。比如歌曲《红军纪律歌》、戏剧《蒋介石骂部下》、舞蹈《工农携手舞》等，在长征沿途曾广泛上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极大地促进了军民联系和感情。特别是戏剧《我当红军去》，“在长征中可算得‘保留节目’，每到一地，都少不了它”，这些丰富多彩的革命宣传，既鼓舞了红军士气，也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的反动宣传。
敌人被自己的谣言反噬
谣言传久了，有时候散布谣言的敌人反而自己也相信了。以《云南民国日报》为例，1935年4月至6月，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报纸上反复宣称，“红军不过两三千人，皆已老而瘦，意志不坚”，“他们饥瘦已极，子弹缺乏，我联军四面包围，不难一鼓荡也”。这些明显编造的消息经地方报纸反复报道后，很多人真的相信了。在国民党地方守军中，他们的上司也多次讲：“红军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镖，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
红军巧妙地利用敌人的这个错误认识，大摇大摆地“接收”了好几座县城，这就是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一书中记录的“智取三县”的故事。
敌人被自己的谣言所迷惑，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国民党大肆散布谣言的必然反噬。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一文中也记载了一件和“智取三县”如出一辙的事情，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一个县城时，敌人都传言红军是“土匪”，当他们见到一队整整齐齐、装备精良的红军时，误认为是“中央军”而热情款待，连忙给红军办好粮食等物资筹备工作，还吩咐10个本地人当向导，县城各机关负责人想方设法通报姓名来“拜访”，弄得红军将士哭笑不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昆明附近后，进嵩明城和过官渡时，红军是由当地县长及军警负责人“迎 入”的，陈云还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解释：不是滇军“通共”，而是当时云南“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武器”“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好，公平买卖……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国民党在愚弄和蒙蔽群众的迷梦中自我陶醉，谣言最后沦为笑柄，成为预示他们无能和失败的典型征兆。
据《党史文汇》 陈金星 宋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