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沈阳黎明机械厂39车间当车工，工资定为二级。学徒期间，师傅耐心教，自己认真学，不到两年时间，我就掌握了本行业的车工技术，并能独立操作，超额优质完成生产任务。

　　转眼到了1972年，总厂下发文件，要给技术“拔尖”的职工涨工资。自“文革”以来，相隔六七年后才调工资，许多职工都眼巴巴地盯着有限的名额。我拿着调资细则对照，觉得自己符合调资条件，工作表现也不错，加之家庭收入低，经济状况拮据，如果能调上，可以缓解家庭生活困境。

　　车间领导为做好这次调资工作，决定采取考核办法，优中选优。同时还在车间大会上讲：“这次调资结束，就是下次开始。”告诫大家要正确对待。

　　我想：自己虽有较好的调资条件，但也要正确对待。于是，我在班组会上表态：“如果调不上，一不泡、二不闹、三不找、四不告。”车间党支部书记李启发抓住我这个典型，在车间大会上公布了我的“四不”表态，工厂编印的《黎明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几天后，车间又召开职工大会，李书记说：“孙连杰的‘四不’表态，在车间影响很大，多数职工都能正确对待。昨天晚上，调度室的李文启同志来我家，我以为他是要‘名额’呢，可他说，在这次调资中，车间领导逐个找职工谈话，太忙太累。他表示，领导不用找他谈了，调不上正确对待，也做到‘四不’。”车间里的党员除了自己正确对待调资外，还积极做群众工作，使39车间的调资工作平稳进行，没有一个上告的，调上的大伙服气，没调上的照样好好工作，车间里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

　　虽然那次没给我调资，但看到车间形势稳定，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孙连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