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官方邀请的客人来到中国。美国广播公司花费25万美元，购买了他此行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首播权。1973年1月，《中国》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中国》首映整整50年后，重新审视那次中国之行，我们看到的有幕后故事，有时代印记，有文化隔阂，还有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怀念。

　　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

　　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贸部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时任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文化节目负责人弗利奥·科隆布。

　　与周恩来握手后，科隆布提议拍摄一部电影。深谙国际局势的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我提名了导演安东尼奥尼，周恩来立刻介绍我认识文化部的一位专员，这位专员与我同回酒店商讨此事。这是一个正式合作的项目，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几十年后，科隆布向中国纪录片导演刘海平、侯宇靖夫妇回忆了当初的细节。

　　1972年2月，安东尼奥尼接到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邀请，他兴奋地同意了。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正泉的回忆中，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函时，特意说明将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为此，外交部让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后经广播局军管小组分管宣传与外事的副组长戴征远和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同意批准。

　　“请安东尼奥尼执导，因为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与意大利人科隆布相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学者张同道显然更懂得1972年的中国。

　　其实，不仅是安东尼奥尼，就连担任《中国》助理导演的恩丽卡，中学时学的也是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河南拍摄时，她胸前还佩戴着意大利共产党的徽章。恩丽卡当时年仅20岁，正与60岁的安东尼奥尼沉浸在“忘年恋”中，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后，两人结为连理。中国之行仿佛他们的蜜月，彼时安东尼奥尼肯定没有料到后来的“苦涩”与“痛苦”。

　　晚年的安东尼奥尼失去了大部分语言和书写能力，恩丽卡成了他离不开的工作和生活助理。正是在她和众多友人的帮助下，刘海平夫妇记录了对中国依旧一往情深的安东尼奥尼，追寻到了纪录片《中国》幕后的许多故事。

　　“你们让我自己看”

　　从1972年2月开始，安东尼奥尼花费了三个月时间，同中国官方和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讨论行程。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他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

　　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到达中国。

　　来中国前，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想象带着浪漫的童话色彩：“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的，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一行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安东尼奥尼看到舷窗外出现了想象中的中国：停机坪上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男孩女孩们穿着鲜艳的服装，又唱又跳，有飘带，有红旗……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仪式并非为了摄制组，而是在欢迎索马里元首西亚德。

　　童话色彩仅仅出现在飞机抵达北京的那一刻。随后，摄制组住进新侨饭店，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的几位工作人员。双方在房间内讨论拍摄计划，三天的讨论中，安东尼奥尼一直坐在房间靠墙的沙发上。面对茶几和一个女孩不断加水的茶杯，他觉得“房间中央空荡荡的、大得让我们感到不适，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那一万公里全都集中在那里”。

　　打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标注了安东尼奥尼理想的旅行线路，这个方案毫无疑问被否决了。最终定下的路线被“严格规定”，五个拍摄地点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和河南林县，其中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

　　讨论拍摄计划的每一天，安东尼奥尼只想从宾馆里出去，亲自看一看，到处走一走。时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蒂曾回忆，在北京，他想向安东尼奥尼介绍中国，他马上制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国，加注了个人色彩，不是历史。历史，我已读过，但要理解需要很多年。我没有兴趣听别人阐述中国，你们让我自己看而不加任何人的色彩。”

　　“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正式拍摄只有22天。根据张同道拍摄纪录片的经验，“22天连前期调研都没做完，何况还是个陌生的国家。”

　　回忆在中国的拍摄，安东尼奥尼也坦承，“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时间“只允许我快速地一瞥像游客一样，我看到的东西是以旅行者的眼光。”但他又什么都想拍，因此，不得不打破平时的工作习惯，一天拍80个镜头。正常情况下，他每天只拍两三个镜头。

　　匆匆一瞥，安东尼奥尼却如同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北京，人们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厂的院子中，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安东尼奥尼判断，“这不是经过安排的场面”，“那些讨论和阅读报纸的姑娘们脸上不是完成任务的表情，而是诚恳的、混合着乐趣的表情”。

　　他还注意到，每个人都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很辛苦，他们仍平静地接受，认为是在做对集体有益的事情，这是在今日中国人身上扎了根的感情。“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团体感，是我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

　　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安东尼奥尼惊讶地发现，人们“生活上的平等，跟我们那边很不一样，这里看上去既不焦虑，又不着急。”他说“人民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打动了我”。

　　在街上，很少看到穿制服的警察，每个街道都有许多维持秩序的妇女。一旦有事发生，她们马上就冒出来，有效地维持秩序。安东尼奥尼写道：“她们得到尊重和听从，她们采用的是种不张扬的方式，总之与我们大不相同，在我们这里，就是交警也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制服给了他们无上的权力。”

　　一个小故事让安东尼奥尼“耿耿于怀”。在苏州时，他想拍一个婚礼，翻译告诉他那几天没人结婚。他说：“只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就能虚构出一个婚礼场面。”但翻译重复说，那几天苏州没人结婚。来自意大利的导演似乎无法理解，又说只要他们假装结婚就行。最后翻译告诉他，如果他们不结婚，却要假装结婚，那是不对的。

　　“突击访问”

　　安东尼奥尼喜欢用“突击访问”获得想要的镜头。在北京西城区大乘胡同，本来说要来拍，后来又说不来了，不一会儿又出其不意地闯进胡同的一个院子进行拍摄，把一家小厨房摄入他的镜头。

　　安东尼奥尼最广为人知的“突击访问”，发生在林县。林县，即今天的河南省林州市。10万中国人劈山开渠修建而成的人造天河红旗渠，让这个小地方成了上世纪70年代接待外宾的热门地点。

　　林县大菜园村是事先安排好的拍摄点。当时，摄制组要拍村里的小学，有个学生赤着脊梁，流着鼻涕，趴在一堆土砖上，安东尼奥尼拍了，原村支书马雍喜觉得不好，安东尼奥尼回答：“我尊重你的建议，现在只是取镜头，回去后还要剪辑的。”

　　5月30日，安东尼奥尼没预先打招呼，就进入了山上的任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村民。面对外国人的镜头，任村村民长时间地站在路边墙角，盯着摄影机几乎一动不动。这组画面出现在纪录片《中国》中，旁白念道：“村长很不情愿地让我们进村，他忧心忡忡……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西方人，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又害羞和好奇……村长希望我们看见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他向村民解释，我们是谁，想干什么，在我们停留的时间中，他向衣着破烂的妇女及老人示意，让他们藏起来。”

　　对此，张同道认为：“我们不能说安东尼奥尼主观上带有多么深刻的恶意，但他确实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在《中国》的第三部分，为了表明他们在中国只是匆匆一瞥，安东尼奥尼引用一句谚语，结束了旁白：“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古老的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显然，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谚语的含义，至少没有弄清它的感情色彩。

　　2004年，刘海平夫妇决定筹拍一系列关于意大利著名导演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成为他们第一个拜访的拍摄对象。

　　在威尼斯第一次见到安东尼奥尼和夫人恩丽卡时，92岁的老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开始哭泣。这是第一次，来自中国的导演请他讲述《中国》的故事。

　　恩丽卡说：“他爱中国，从未改变。”失去了大部分语言和书写能力后，安东尼奥尼每天都在家画画，他的画作叫作“梦幻山峦”。他的好友、传记作者卡罗评价这些画作“带有东方韵味”。他说，有一次，看到撒丁岛的山峦，安东尼奥尼说这些景色让人想起中国，“他总是怀念中国的山”。

　　据《北京日报》 杨丽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