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初次见面后，在给女婿的信中这般评价他的“一生之敌”：“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

　　湘乡地区也流传着一个段子。曾国藩小时候，小偷去他家里偷东西，看到小曾国藩在背一篇短文，想等他睡着，再进去偷东西。左等右等，他都背不下来，忍无可忍，从梁上跳下来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看到这些，我们不由得感到困惑。曾国藩真的是个“笨小孩”吗？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

　　《曾国藩年谱》中有一个与坊间传闻不一样的曾国藩。3岁前，曾家上下几乎听不到曾子城（曾国藩小时候的名字)嚎陶大哭。祖母王太夫人每天纺纱时，他就在纺车旁，看看花开，听听鸟语。有时甚至会露出若有所悟的神情，这让王太夫人感到很惊讶。6岁时，曾子城开始识字，7岁时，接受父亲曾麟书的启蒙教育。10岁时，曾子城迎来了第一个亲弟弟曾国潢。曾麟书笑着跟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为题作一篇文章吧。文章写完交给父亲，曾麟书看了非常开心，他笑着称赞儿子：“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曾家人单方面的认可并不足以说明曾子城聪明。我们来看看别人是如何评价的。

　　欧阳凝祉是当时衡阳声望颇高的教书先生。道光四年(1824年)，曾子城14岁，曾麟书请欧阳凝祉出题考考儿子。于是欧阳先生出题《共登青云梯》，子城一挥而就。他看完文章后赞不绝口，认为这孩子以后是要在朝廷里讨论国家大事的人，是要当大官的。面对这样的潜力股，欧阳先生显然不会错过，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决策：将女儿许配给曾子城。

　　当然，这些毕竟都是年谱记载。如果我们据此认为曾子城才气过人，在论证上似乎显得有些单薄。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样评价自己天赋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在给几位老弟的信中写道：“兄少时天分不甚低。”显然，他认为自己小时候的天赋并不低。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

　　14岁那一年，曾子城第一次跟随父亲去长沙参加童试，不出所料，父子二人铩羽而归。16岁时，他继续参加童试，以第七名的成绩取得院试资格。然而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屡考屡败。直到22岁那年，他才成为一名佾生。所谓佾生，就是考秀才没中，但成绩还不错。佾生下次考试时不必参加县试、府试，可直接参加院试，因此被称为“半个秀才”。

　　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的曾子城考中秀才。曾麟书非常高兴，自己考了17次直到43岁才中秀才，而儿子20出头就做到了。更让他高兴的是，曾子城次年在乡试中以第36名的成绩高中举人。25岁，曾子城会试失败。26岁，再败。27岁那年冬天，他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两银子，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到了北京时，他浑身上下只剩不到2两银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28岁的他终于迎来高光时刻，以会试第三十八名成为贡士。在接下来的殿试中成绩一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可他在重要的朝考中却又取得一等第三的好成绩。道光帝看了他的考卷后非常喜欢，给他提了一名，升到第二。曾子城顺利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他正式改名为曾国藩，意为国之藩篱。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有失偏颇。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对曾氏的嫉妒和不服，是“瑜亮情结”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左宗棠本身才高八斗，加上他性格高傲，因此曾国藩在他的眼中只是一般般，他的评价是很主观的。

　　相比之下，梁启超的评价比较客观，他认为曾国藩“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也就是说，曾国藩并非天赋异禀之人，不过其天资在当时的贤者豪杰中属于垫底水平。换而言之，如果把曾国藩跟普通人比较，那“笨小孩”这个说法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父亲的教学方法有问题”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曾国藩应试“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接受的是曾麟书的教育。曾麟书本身资质平平，加上教学方法落后，只会死记硬背。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之下，曾国藩确实难有长进。曾麟书是位好父亲，但不是好老师，他自己也是直到43岁才好不容易有了考中秀才的成功经验。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曾国藩取得一连串佳绩正是在离开父亲的私塾之后发生的。

　　道光十年(1830年)，对于曾国藩是很重要的一年。20岁的他离开湘乡前往衡阳唐氏家塾跟着汪觉庵学习。次年，他回到湘乡，就读于涟滨书院。那一年，他给自己取号“涤生”，下定决心要脱胎换骨。24岁，他又来到长沙，就读于著名的岳麓书院。他在这里进步很大，以诗文著称，考试时得第一名成为家常便饭。

　　汪觉庵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不是刻板地教作八股，而是主张经世致用。这让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曾国藩大开眼界。以至于多年后，身为翰林的他告诉弟弟们，在衡阳只有汪觉庵和欧阳凝祉可以为师。如果四弟曾国华坚持外出求学，那一定要拜汪觉庵为师。

　　除了良师的教导，曾国藩的逆袭还有一样秘决，那就是反思。虽然他在22岁那年取得了佾生资格，但对这次考试始终耿耿于怀，并将其列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挫。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学台（一省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对他的文章评价很低，批评其文理不通。这是相当严厉的评语，对曾国藩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后，他几乎足不出户，在家发愤图强。同时，他还找来前辈们的文章进行学习，并把这些范文和自己的文章进行比较，找到问题所在并加以改进。这一方法让他在后来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脱颖而出。

　　曾经无书可读

　　此前曾国藩屡屡失利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无书可读。

　　道光十六年(1836年)，26岁的他会试再次失利后，决定去江南散散心再回家，在路过江苏睢宁时，他拜访了在那里做县官的易作梅。由于手头比较紧，不得不向易作梅借了100两银子，然后才沿着清江、扬州、金陵回到湖南。路过金陵时，他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想买下来，无奈钱不够，只得把衣服当了才凑够了买书的钱。

　　回到家后，曾麟书看到落魄归来的儿子很是奇怪，就问怎么回事，曾国藩把借钱当衣买二十三史的事告诉了父亲，曾麟书听完并没有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他还告诫儿子，借钱买书这事我很支持，钱我会替你还上，但希望你能用心研读，不要辜负我们。曾国藩很感动，从此早起晚睡，几乎一年没有出门，一直在家用功读书。后来再次进京赶考，终于高中。

　　曾国藩出身小康之家，温饱不成问题，锦衣玉食却也是遥不可及的。小时候，他和几位弟弟在读书之余时常要做放牛、砍柴一类的家务。为补贴家用，还去邻镇的蒋士街卖菜篮，去竹山坳的采石场推碑车。古代的书价格不菲，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他直到中举后才能借钱买二十三史，不难推测家中应该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到岳麓书院这样的地方学习，他才有机会能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来拓宽视野，接受更好老师的指导来提升自我，从而在科举之路上更进一步。

　　据《文史天地》 钱仲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