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还是燕京大学最年轻的女教授。如果没有遇到杜重远，才貌超群的她也许过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而不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然而她不抱怨，不后悔，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爱国者，他们没有愧对祖国。她就是著名实业家、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的夫人侯御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912年，侯御之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幼年时母亲暴病身亡。虽然母爱缺失，但开明的父亲重视教育，侯御之学习优秀，考取了公费留日资格。

　　在日本，侯御之心系祖国。那时，日本号召国民定居旅顺、大连，妄图永久占领中国两地的野心昭然若揭。为此，留日学生经常组织游行示威，侯御之也加入进去。

　　这个气质典雅的少女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生杜重远。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当时在日本学习陶瓷制造。

　　1926年，两个身处异域的年轻人相识了。被杜重远的赤子之心打动，侯御之经常去听他的演讲，参加他组织的请愿活动。

　　意外的是，一天她收到了他的表白信。她比他小十几岁，恋爱为时过早，何况他还有一桩包办婚姻，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杜重远却锲而不舍，几年时间，书信一封接一封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

　　不久，杜重远学业完成，先行回国，在沈阳筹资创办了肇新窑业，但对侯御之念念不忘。

　　18岁那年，侯御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京都大学毕业。尽管拒绝了杜重远，但他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了她。放弃了擅长的音乐，侯御之选择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以求将来能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

　　1932年秋，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她婉拒了日本高等学府、各国使馆抛出的橄榄枝，回到北平，一边撰写《刑法学》，一边在燕京大学执教。

　　年轻的女教授声名在外，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少，但对她始终难以忘怀的是杜重远。此时，他正身处惊涛骇浪之中。

　　因肇新窑业蓬勃发展，使得日本瓷厂销量锐减，在抗日洪流中，他又始终走在最前面，日本人恨他入骨。沈阳沦陷后，日军铁蹄踏碎了他的梦想，不仅肇新被霸占，作为“反日巨头”，杜重远也被通缉，被迫流亡关内。

　　辗转中，杜重远结识了周恩来，他们一见如故。在周恩来介绍下，他开始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稿，并以记者身份活跃在多地，鼓励民众抗日救国。

　　救国路上并肩同行

　　这时，命运安排他们在北平再次相遇，他的包办婚姻早已解除，杜重远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她。

　　1933年3月，杜重远和侯御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借着婚姻的名义，杜重远购买了一套位于霞飞路的花园洋房。他与周恩来相识后，无形中接受了党的领导，豪宅无疑是地下党密会最好的场所。

　　宾客满座的豪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个深夜，以麻将桌为掩护，杜重远正和潘汉年等人密谈，不料，一队人马气势汹汹上门查问。

　　躲已经来不及，侯御之急中生智，换了一身和服，用流利的日语道出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吓得不速之客连连道歉，仓皇离开。事后，朋友们称赞她是“女诸葛”。

　　当年底，因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生活周刊》被查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冒着危险接过这一“火炬”，以原班人马续办了《新生周刊》，继续吹响抗日号角。侯御之则协助他修改、编发稿件。

　　为了给前线提供物资，他奔走多地开办瓷厂，她帮他应付催款单，为抗战筹集资金。在救国图存的路上，她全身心地支持他。

　　1935年，《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不料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

　　杜重远入狱后，侯御之不顾身怀六甲日夜奔波营救。她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对强加给他的罪名逐条驳斥。“夫在冤狱子在腹”，她用多种语言译出洋洋万言《抗告书》，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

　　“新生事件”震惊海内外，一时舆论哗然，“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出面奔走相救，中共地下党也组织示威游行，给国民党施加压力。

　　经多方努力，一年后，杜重远被准许保外就医。

　　画楼重上唯余一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重远是著名实业家，又是抗日积极分子，他终于被释放。然而形势仍然严峻，日本人在四处通缉他。

　　征得周恩来同意后，杜重远决定去新疆。一同留日的同学盛世才担任新疆督办，那时，他正高举抗日旗帜，广揽英才，杜重远想帮助他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是灾难的开始。

　　尽管结婚几年间，侯御之无日不在担惊受怕，但她还是决心陪他远赴边陲。临行前，杜重远愧疚地问：“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一定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

　　侯御之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好好陪我喝一次茶！”

　　“鸳鸯茶，鸳鸯品，你在我心，我在你心……”在优美的《鸳鸯茶》旋律声中，杜重远作了保证。

　　在新疆，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他培养人才，创办进步刊物，侯御之在家哺育儿女。

　　新疆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杜重远深受学生爱戴，社会威信日高。

　　不料，这引起盛世才的忌恨。此刻又正值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盛世才卸下伪装，开始疯狂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被带走，不久，侯御之和孩子们也被逮捕。

　　1944年秋天，盛世才被调往重庆，监狱门打开，侯御之得到了杜重远遇害的消息。如何遇害，埋于何处，均不知其详。

　　侯御之带着几个孩子，在苦难中煎熬着。所幸艰难中，她和孩子们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在周恩来的关切下，他们被送回上海医治。

　　病情稍微好转之后，侯御之回到霞飞路的旧居。她久久地站在房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不禁泪珠滚滚，凄楚地吟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万家团圆，杜重远却永远离开了。山盟犹在，锦书已难托。

　　孩子们是侯御之的希望，谢绝了组织上的工作照顾，她把全部精力用在照顾孩子们身上。病床边，侯御之为三个孩子提速授课，用三年时间学完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

　　1963年，在亲友们的惊叹声中，没上过一天学的孩子们分别被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终于苦尽甘来，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时日无多，靠在氧气瓶上，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他的爱国壮举，她要讲给世人知晓。在她的协助下，两个女儿汇编完成了《杜重远文集》。

　　1998年，侯御之病逝，她最后的叮咛是：“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我在这里等你”，他的呼唤依稀响在耳边。她要去赴那个下午茶之约了，归去，斜阳正浓。

　　据《恋爱婚姻家庭》 潘彩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