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做梦的事业。”这一梦，谢冕先生做了半个多世纪。

　　他幼时爱诗，进而学诗、写诗，又因对诗爱得深沉、爱得敬畏、爱得纯粹，而后自觉关闭成为诗人的通道。

　　作诗不成，转而研究诗。在此后的学术航程中，他笃行深耕、博观精进，使新诗批评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中国新诗的引航员、推动者、见证人。最近，91岁的谢冕再次聊起他的学术生涯。

　　谈起幼时的文学启蒙，谢冕提到巴金和冰心。“《家》和《寄小读者》，是我童年挚爱的两本书。前者给我热情，后者给我温暖；前者教我抗争，后者启我爱心。就是这样两本文学作品，深刻引导我走上文学和诗歌追梦之旅。”

　　真正与诗结缘，是他到北京大学后。1955年，谢冕结束6年参军生涯，经过高考，如愿以偿来到未名湖畔。

　　1958年，谢冕和同学们响应时代号召，以集体的名义编写《中国文学史》，很快写出一部“红色文学史”。尽管教材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却让他们收获了不小的名气。

　　不久后，《诗刊》副主编徐迟找到谢冕，提议由北大学生编一部新诗发展史。谢冕记得1959年的那个冬天，他和孙绍振、孙玉石等6名同学，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一车新诗史料，住进一套临时单元房。伴着寒风和孤灯，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寒假便写出“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草稿，这也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

　　往事历历，清晰如昨。谢冕不禁感慨：“大学里的这些实践可能不成熟，但无疑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学术锻炼，也坚定了研究诗歌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方式，写得很朦胧，被诗歌界斥为怪现象、怪诗篇。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新诗研讨会上，“朦胧诗”便成为焦点，反对者声势浩大，支持者寥若晨星。

　　谢冕是坚定的支持者。1980年5月7日，他应光明日报之邀，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指出：对这些“古怪”的诗，要“听听、看看、想想”，主张对其“适当的容忍和宽宏”。正是在他的不懈疾呼下，朦胧诗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诗歌流派，涌现出如《致橡树》等一批诗歌名篇，谢冕和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也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研究中国新诗，谢冕自认为有些发言权，“但我是用一生的阅读、积累、辨析和思考取得的。因为学过、思过、辨析过，故我敢于判断，也敢于立论”。

　　那年，谢冕还发起创办了首份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并担任主编。自创办起，从主编到编辑都是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有时还要自掏腰包予以补贴。如今，《诗探索》已走过43个春秋，成为诗歌理论界最重要的平台。

　　“学海浩荡，我所能掬于手中的，只是其中的一勺水。”谢冕经常说，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因为热爱，便倾尽一生心力。

　　退休后，谢冕依然奔波在诗歌研究一线，“退休后做的事，比退休前更多”。中国新诗百年之际，他先后主编《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皇皇16卷巨著，近1000万字。

　　作为诗歌教育家，谢冕不遗余力地扶持新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连续十年组织“批评家周末”，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人才，对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提起当下诗歌创作，谢冕脸上浮现出一些忧虑，“诗歌还是要面对我们的时代，抓住时代的脉搏”。

　　谢冕仍在期待。他相信，在这个大时代，一定会出现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大抱负的诗。刘江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