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因为电影《让子弹飞》的公映,原作者马识途的名字为公众所熟知。除了作家这一身份,马识途还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38年,23岁的马识途在武汉入党。83年后的2021年7月1日,马识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
光荣入党
1938年2月中旬,马识途奉命从孝感应城汤池赶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的驻地,当时他还叫马千木。年初,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从南京撤退到武汉的革命进步青年马千木和刘蕙馨等人前往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党训班,接受游击战培训。不久,马千木、刘蕙馨从七里坪党训班结业,奉命带队前往孝感应城,参加陶铸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班)。到达汤池后,陶铸告诉马千木,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来信,点名叫他赶赴武汉从事工人工作,入党手续到武汉后由钱瑛负责办理。
回到武汉,在湖北省委组织部所在地,马千木见到了钱瑛。钱瑛告诉马千木,在举行入党仪式前,他必须先填写一张入党申请表。马千木很快按照要求将表格填写完毕,在姓名一栏,他郑重地将原本应写的“马千木”改为了“马识途”。当钱瑛接过申请表审读时,有些不解地问:“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
23岁的马千木表情肃穆,他告诉钱瑛:“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
在钱瑛主持下,入党仪式正式开始。马识途面对着一张印在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一张马克思著作上的马克思照片,左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高高举起握紧的右手,跟着领誓人钱瑛一字一句认真地宣读誓词。
誓言宣读完毕,钱瑛紧紧握住马识途的手,“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钱瑛这么说,马识途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接受第一次考验
入党后,钱瑛交给马识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驾驶技术十分精良,因为他是要调去为周恩来副主席开车的。
告别钱瑛,马识途很快与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取得联系。第一次碰头,他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打入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马识途必须先在那里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车司机中开展工作。几经周折,马识途进入工会,当了一名文书。
很快,马识途就在工会接触到了汽车司机。他了解到,许多司机都是给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大富商开车的,还有的司机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马识途感觉自己很难在这些司机里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
有一天,一位叫祝华的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马识途主动和他闲聊起来。这位司机说他过去是为一个大商人开车的,不久前从上海到武汉来,现在正为一个大官开车。恰巧那天,一个工会副理事长来办公室,他当着这位年轻人的面吹嘘他在国民党党部如何如何。这名青年一听就直言道:“你少得意。”年轻人的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
后来在与祝华的交往中,马识途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也做了清楚地了解,最后认定祝华是一个为人朴实、追求进步的工人。作为一个有良好品质的工人,祝华的政治觉悟提高比较快。通过进一步了解,祝华也主动地向马识途表露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当马识途把祝华想入党的愿望向王致中报告后,王致中马上批准,并叫马识途为他办理入党手续。不久,马识途在祝华家里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犯了入党后的第一个错误
5月,马识途被组织安排到汉口职工区委会工作,他先后负责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彩印厂建立职工夜校。他通过办夜校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罢工。但在一次组织工人罢工时,年轻的马识途犯了入党后的第一个错误。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武汉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一次给夜校工人上完课后,几个骨干积极分子和马识途谈起洋老板借抗日之名加重剥削中国工人,工头也借机侮辱女工人,他们表示要反抗。当得知工人要罢工后,马识途建议工人们先不要着急,等他想好后答复他们。可工人们当晚便自行串联,决定第二天便开始罢工。马识途还没来得及上报,罢工便开始了,国民党当局紧急来电质问中共长江局为何答应了不再组织罢工却出尔反尔,这让党组织非常被动。钱瑛见到马识途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不汇报便擅自行动的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可能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统一战线。
马识途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表示自己马上回去让工人停止罢工。钱瑛却冷静地告诉他,工人的热情可鼓不可泄。钱瑛将自己开展工运的经验介绍给马识途,她让马识途先说服工人复工,再进行谈判,一定要争取罢工的胜利。马识途按照钱瑛的建议,先动员工人复工,而后帮助他们申请仲裁,并加大舆论宣传。最终,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足。
差点被同志误会
同年10月,马识途前往襄樊,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正是在这里,马识途差一点被自己的同志误会。
当马识途在枣北询问地下党同志如何在枣南寻找地下党的线索时,一个叫王克的同志介绍说有一个姓张的党员在平林店做小学教员,他们曾见过一面,只知道人家称呼他为老张,名字却不知道。通过他,可以找到一个外号“歪把式”的年轻人。
带着这唯一的线索,马识途只身前往平林店。到达平林店后,他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刚住下,他就向这里的伙计打听那位张姓教员。伙计告诉他这里不止一个张教员,有一个岁数大的,最近去山南了;还有一个岁数小的,不知他要找的是哪一个。经验不足的马识途略加思索便说:“我找小张老师。”他并不知道这个小张老师已背叛革命。随后还以王克的名义给这位小张教员写了一封信,让伙计带给他。不一会儿,伙计回来告诉马识途小张老师不在。为了不耽误工作,马识途又打听了“歪把式”的情况,伙计说他认识这个人。很快,“歪把式”就来到客栈见了马识途。在聊天中,马识途开门见山地告诉“歪把式”,自己是经枣北王克介绍来找小张老师的,因小张不在,便想通过“歪把式”了解并接上当地地下党。这引起了“歪把式”的警惕。考虑到小张不在,“歪把式”邀请马识途过几天随自己到村里去给大家讲讲现在抗日的情况。
到了村里给“歪把式”组织的年轻人讲抗日时,马识途的演讲有些刻板,村民们觉得马识途应是那名叛徒“小张教员”派来的。结果一部分村民吹灭桐油灯,趁机殴打马识途,并高声叫嚷着要将马识途“活埋”。幸亏有一个叫苏老爹的德高望重的村民认为马识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赶忙说服了“歪把式”,劝住了愤怒的村民。过了几天,老张教员赶了回来,他及时带来了上级组织的通知,解除了村民对马识途的误会。
很快,马识途在枣南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
1938年,对于年轻的马识途而言,注定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他开启了自己“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革命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光明日报》 慕津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