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

　　在武汉解放的历史上，城工人员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早在1946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先后派吴永裕、吕梁等多人开辟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到武汉解放前夕，周边解放区向武汉派遣的人员和在武汉发展的地方城工队员以及各种城工关系的人总数约2800多名。

　　1948年，27岁的江苏人陆天虹由苏北解放区分配到武汉开展地下工作，并被委任为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主要是以天汉地区为依托，向武汉市开展地下工作。

　　作为天汉县委城工部部长，陆天虹成功建立了上海——江汉军区之间的一条流动地下交通线，它沟通了两条战线之间的联系，先后输送了300多人进解放区；同时指挥多名情报人员打进敌人内部，在武汉解放的过程中创下赫赫战绩。

　　2009年，武汉解放60周年之际，陆天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刚解放的武汉，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说服资本家不要停产，“保证大家有饭吃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这项工作在武汉尚未解放时，他做城工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企业停产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就重点稳定了几个行业的老板，像纺织企业老板，请他们到解放区参观，稳定人心。”不少纱厂老板临走时要求解放军给一个证明信，要求解放军攻城时要保护其财产。

　　在陆天虹印象中，武汉的企业和商号基本上没有停产过。“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个靠工商业支撑起来的特大型城市，任何一家工厂的停产，都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不过还是有倒闭现象。当时汉口有不少高档的服装面料商店，像著名的悦新昌就储存了大量绸缎呢绒面料，可是刚解放的时候大家都崇尚简朴，那些东西没人购买，结果月月亏损，职工的工资就是发布来替代，经理一个月5匹布。这些商店在亏损了几个月后终于转营棉布，把积存的绸缎改染它色，或者加工处理，才没有倒闭。

　　“这种工商业的理顺是慢慢进行的，不过值得自豪的是，武汉没有出现一场因为失业、缺粮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官办贸易公司解决粮食问题

　　吴一方刚解放就在政府办的贸易公司做业务股股长，他当时经常去军管会汇报工作，“三天两头能见到陶铸同志”。

　　当时的业务股主要负责粮食问题，之所以官办贸易公司，并不是政府部门想做生意，而是在武汉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想到的应急之策——必须用官办的贸易公司供应平价粮食，来对抗囤积的商人。

　　陶铸给手下的同志分析情况，他说：“武汉和沈阳、北平、天津都不一样，那里乡下是老解放区，一经解放就有广大农村来支持，而武汉是孤立的，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派下乡，乡下的政权没有得到改造，12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就靠你们这些新干部了。

　　吴一方曾回忆，当时贸易公司分管华中六省的商业调拨，“我接触的都是大领导，除了陶铸，还经常见到邓子恢、李先念。武汉没粮食，我去武昌找湖北省长李先念批条子，湖北省也缺粮食，李先念对我说，我给你下道行政命令，你去某某县要粮食，可要不要得到我不敢保证”。去武昌乘的是政府专派的小划子（武汉方言，即人力木船），“只有重要公务才有这种划子坐”。

　　“当时陶铸给我们规定政策，政府的贸易公司的原则，就是掌握物资，不让农民吃亏。比如米价下降，可我们还是提价收买，农民就很相信我们。另外还在下面开设农村服务部，粮食一到就购买，与一般商行压价、收行佣金、收什么栈租的行为完全不同，农村服务部成立一周就收购了100多万斤粮食。”

　　统购统销的执行，使刚解放的城市有了充足稳定的物资供应。

　　“双枪老太婆”清除码头旧势力

　　5月16日，长江上终于有了几艘船舶的影子，高昂的汽笛声给了武汉市民们以很大的安慰。

　　那几艘船舶的出现，是武汉轮渡公司的职工们的功劳。早在5月初，他们就赶在白崇禧部队破坏之前把几艘渡船隐藏在长江武汉段上游的鲇鱼套附近。16日，解放军进城，也是渡船返回市中心的日子，他们特意鸣笛庆祝。

　　轮渡是恢复了，可是，整个城市的对外交通系统没那么容易恢复。当时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的陶铸在194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明了军管会当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武汉的对外交通。虽然“反破坏”起了作用，可是铁路、码头和船舶的破坏还是很严重，当时为了抢修平汉线铁路上被炸断的十余座桥梁就绞尽脑汁，光滠口大铁桥就用了3000名民工抢修。

　　回忆武汉解放初期的情形，陶铸用了“很惨”一词，“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关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而无生意”。

　　通航成为武汉最严重的问题，当时刚刚28岁的张林苏就被放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岗位上，尽管她以前从没接触过交通工作。

　　张林苏是从哈尔滨道里区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匆匆南下的。5月16日17点，张林苏就进了武汉。“之前就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我在哈尔滨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哈尔滨也是大城市，我就觉得我有城市工作的经验，想着大城市的工作都是类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可进了武汉她才发现，“武汉太特别了，它是交通重地，保证武汉的交通顺畅，就意味着解放区的经济稳定，不仅能保证解放大军继续南下，也意味着长江下游的一系列重要城市可以得到充足供应”。可现实是，“大一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带走了，留下的大吨位船很少，从江汉路到民生路十几个码头的趸船，全部被炸沉，无一幸免”。

　　恢复这些还不算困难，更难的工作在后面。“我们很快发现，旧势力不清除，码头就难以顺利生产。武汉有统计，总共有3万多名码头工人，可当时把持码头的所谓头佬（又称把头）就有600多人，他们各自有势力范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鼓动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外来劳动力之间斗殴”。

　　张林苏在招商局任党支部书记。招商局有几十个码头，意味着她直接面对的把头就有数百个，他们“整天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来，哪个工人不听话，就把谁装麻袋扔在长江里”。而且是公开反对码头改革，“说是改革就是要穷码头来分富码头的钱”。她去码头调查的时候，很多码头工人都不敢和这个解放区来的女共产党说话。“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换平民装，不再穿军服而换上了苏联式的服装，可是换来换去就两套朴素的衣服，一看就是个南下的女干部。”

　　当搬运工都要交份子钱，否则无法立足，生活非常苦，“通俗的说法是一根扁担要多少钱”。而且，上下沟通一定要通过把头，“我们手里有码头搬运工的名单，可是这些名单全部是由把头上报给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可还是照领工钱，许多干活的人不能用真名，有的人顶着死人的名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活”。

　　“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叫工人们按照真实姓名登记，结果布告刚贴出去，祸事就来了。一个40多岁的把头冲进我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骂我们比国民党还凶、还坏，国民党还没有搞工人登记，这不就是逼着他们这些把头没饭吃吗？”后来才知道，这个把头属于招商局十多个码头中的带头人，日本人占领武汉，国民党重新收复武汉，都没有动摇他们的地位，“当地人说，把头们一跺脚，武汉都能抖几下”。

　　但这个把头不知道，张林苏在黑龙江珲南县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曾让当地土匪都闻风丧胆，“都传说我是双枪老太婆的原型，说我两只手都会开枪，其实我只会用右手”。“当时我也恨不得拍桌子起来，后来还是忍住了。”

　　环境的复杂使张林苏的工作更谨慎，把头走了后，张林苏直接去找了工会，在工会支持下，把头的控制力量才慢慢削弱。

　　“首先着力让沪汉线通航”

　　张林苏的丈夫刘惠农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接管部部长，“我们俩算是同在交通战线，可是两个人都要加班，一周见一次面算是很好的了”。

　　当时刘惠农兼任长江航运局局长，“他自己带着干部职工疏通长江航道，修理船舶，还把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团结起来了，首先着力让沪汉线通航”。

　　武汉最早的海员招待所也是刘惠农带领人盖起来的，“他分管交通工作，对这些常年漂泊在船上的船员有感情，当时武汉的海员招待所还配有游泳池，算是当时最好的房子之

　　航运工作迅速好转，沪汉线首先恢复通航。张林苏曾回忆，“当时上海刚解放，要是不恢复通航，大量的物资没办法运到，人心也不会稳定”。航线通航的那天，有同事随船到上海，检查沿岸的各码头的情况，“我托他帮我在上海买根派克金笔，因为我一直爱文学，想用支好笔写文章”。那支笔用光了她积攒了数月的津贴。

　　综合自《三联生活周刊》《武汉党史》王恺 赵燕波 宋晓丹 李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