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家搞就得信任人家”

　　1956年，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成立，统筹导弹研制工作，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主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钱学森等为委员。5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全面负责导弹航天工程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聂荣臻提议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但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有的领导认为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领导尖端武器研制不合适。聂荣臻旗帜鲜明地说：“要人家搞就得信任人家！”并且他对钱学森说：“你大胆干，我给你当后勤部长。”

　　在聂荣臻的支持下，钱学森根据导弹研制需要，在五院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但钱学森感到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进行导弹研制，仅靠自己的力量，过程将十分漫长，因而向聂荣臻进言，应该争取外援。聂荣臻非常赞成，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的导弹研制，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也要力争外援。中央同意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争取技术援助。

　　1957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途中，聂荣臻问钱学森：“先仿造苏联的P-2导弹，你看有把握吗？”钱学森想了想说：“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聂又问：“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能否5年内造出比美国‘诚实约翰’导弹更先进的东西来？”钱答：“在聂老总的领导下，大家干劲十足，也许不用5年！”聂荣臻一行到达苏联后，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诸方面援助中国。

　　1958年5月，聂荣臻要求五院在1959年10月完成P-2导弹仿制，因此这枚仿制导弹也被称为“1059”导弹。然而，在仿制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面对困难和压力，钱学森带领科技人员迎难而上，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研制出“争气弹”。11月5日，“1059”导弹试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聂荣臻非常重视，4日亲自抵达酒泉发射基地，他抚摸着导弹的墨绿色弹体，叮嘱道：“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5日清晨，聂荣臻在张爱萍、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指挥所。9时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10分钟后，导弹准确地命中预定目标区。这枚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家族的第一位成员诞生。

　　“技术方面听听钱学森的意见”

　　聂荣臻虽然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但他却能够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钱学森在被任命为五院院长之初，虽然把许多行政事务委托给一位副院长全权处理，但涉及经费开支、人事调配等重大问题，还得经由他这个一把手拍板，而跟他一起共事的政委、副院长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开国将军，这使得他颇为踌躇，因而他向聂荣臻提出：“五院院长不一定要我来做。我不做院长，也一样做导弹研制工作。”聂荣臻当即表示：“你院长照做，不必有任何顾虑。行政上的事可尽量少管。”

　　钱学森身为院长，主持导弹研制工作已相当庞杂，但一些行政事务还是牵扯了他不少精力。1960年初，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问题，钱学森再次向聂荣臻提出担任副职的请求。聂荣臻了解详情后，把此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深为钱学森不重官职重科研的精神感动，决定尊重他的意愿，让其担任主抓科研项目的副院长。聂荣臻亲自到五院找钱学森谈话：“尊重你的意愿，把你从行政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发挥你科学家的作用。”

　　1960年3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第一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钱学森改任技术副院长。钱学森担任副院长后，聂荣臻在召集五院领导座谈下一步的科研生产任务时，专门解释了钱学森改任技术副院长的原因，并强调：“总之，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分了工就要负责，就要真正负责。这一点，钱学森不要担心，你该抓的工作就要抓。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保证。”

　　有一次，副院长王诤中将和钱学森一起向聂荣臻汇报导弹试验工作。王诤首先把主要情况介绍完了，钱学森接下来只简单讲了几句。汇报结束后，聂荣臻把王诤留下来，提醒他说：“王诤同志，你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也是党内的专家，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此后汇报工作，王诤总让钱学森先讲。钱学森自然也感受到这种变化，他不善于表达出来，但心里充满了对聂老总和王诤的感激。

　　“聂总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聂荣臻多次向钱学森表示：“技术上我是外行，你比我懂得多。所以我只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你们服务。”钱学森晚年时回忆聂荣臻这番话，仍感慨万千：“聂总领导国防科研事业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科学家的黄金年代。在当时那个困难重重的年代，面临着无数的压力和波折，聂总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不会慌张。”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西方媒体称中国“有弹无枪”，说的是中国只有原子弹这枚“子弹”，没有导弹这支“枪”。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央专委提出，以中近程导弹为基础，推进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说，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研制难度更大。聂荣臻提议这项工作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钱学森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试验基地之间，带领团队将运载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的改进型“东风二号甲”导弹打磨成形。

　　钱学森在向聂荣臻汇报“东风二号甲”导弹即将与原子弹正式对接的情况时，希望聂帅亲临现场督阵，主持试验。10月25日，聂荣臻飞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钱学森一见到聂荣臻便高兴地说：“聂老总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下午，聂荣臻批准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和通电试验，他来到导弹发射架下亲自坐镇指挥。“两弹”对接、通电是最危险的工作，钱学森等人考虑到聂荣臻是中央领导人，又是67岁的老人，都劝他离开。他却拉来一把椅子坐下，说：“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话给在场的人以极大鼓舞，整个对接、通电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这时，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6—7级的强风。强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离预定的发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聂荣臻身上。聂荣臻与钱学森等在场的专家紧急研究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影响不大。聂荣臻果断下达了发射的命令。

　　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喷射着橙黄色的火焰，腾空而起，刺向蓝天。9分钟后，罗布泊的弹着区传来捷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顺利实现核爆炸！“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从此拥有了真正的核威慑能力，也为自己谋取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

　　聂荣臻经常对人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聂荣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十分周全。

　　钱学森刚回国不久，海外特务就把他列为暗杀对象。聂荣臻指示五院要加强对钱学森的安全保卫，特别嘱咐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专职保卫干部在节假日也不能休息，全天候保证钱学森的安全。当时的飞机安全系数不高，聂荣臻规定：没有他本人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

　　五院刚成立时公车很少，钱学森的工作出行不能保证。聂荣臻即派秘书范济生找总后勤部解决了钱学森的专车问题。一次，钱学森来向聂荣臻汇报工作，聂荣臻看到他坐的是一辆造型别致的天蓝色美国轿车，就马上对范济生说：“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盯上就麻烦了。”范济生很快就按照聂荣臻的指示，为钱学森换了一辆不显眼的轿车。

　　1960年春，聂荣臻从公安部获知台湾当局策划暗杀钱学森，以阻止中国大陆导弹、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后，经与罗瑞卿商定，给钱学森配备警卫秘书，提升对他的警卫级别。1964年初，正值中国“两弹”研制的关键时期，发生了特务在食品中投毒暗杀的案件，聂荣臻又指示给钱学森专配一个食品化验员，钱家的食品须经过化验确认无毒后才能食用。

　　正是由于聂荣臻对钱学森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支持和照顾，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舞台，他才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两弹一星”研制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去，领衔突破了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难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钱学森对聂荣臻也充满了感激、崇敬之情。人们赞誉钱学森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却说：“哪有什么‘之父’？如果一定要找‘之父’，那就是聂老总了。”钱学森曾多次动情地说：“在聂老总身边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经历。”

　　据《世纪风采》 梅兴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