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成立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事变的真相。该调查团的一举一动也成为当时国内外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其调停不仅没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反而加速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李顿调查团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将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身上。当时国民政府令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了“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的要求。

　　1931年12月，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起因。1932年1月21日，李顿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的目的是搜集关于“九一八”事变真相的材料和证据，为中国主持“正义”。

　　从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到调查团正式组建的这一段时间，国联围绕派遣代表的人选进行了多次协商及大国间的博弈，最终确定的名单是：英国人李顿任调查团团长，其他代表分别为美国人麦考益、法国人克劳德、德国人希尼、意大利人马柯迪，中国人顾维钧和日本人吉田任顾问。

　　调查团难以接触到中国民众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赴中国东北。此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先行到达日本。调查团先后拜会了日本天皇、首相、陆相、海相等政要以及日本银行界、实业界的财阀，并参加日本各地商界举办的宴会。据报道：“日本政府招待甚殷，并将预先印好关于东北三省及上海两事件之文件，分送代表团。”调查团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参观了京都的御所、金阁寺，奈良的春日神社、大佛等景点。

　　3月14日，代表团到达上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政府官员以及上海总商会、新闻界等代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据《大公报》报道，调查团登陆时，“军乐大作，以电光摄影者拥挤异常”。调查团到达中国后，先后会见了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中国政要。在此期间，调查团游览了灵隐寺、中山公园、三潭印月等景点。4月1日，调查团拜谒了中山陵。

　　4月21日，调查团分两路抵达沈阳。此时，东三省已完全被日本占领，日军也做好了相应的布置和安排，“迎接”调查团的到来。调查团入住旅馆的相关人员全被换成日本的军警、特务，还在旅店周围安排了很多密探，日夜监视调查团。李顿到达东北后强烈感到：“在南满地区，也就是说从大连到长春，我们实际上是在日本了。流通的货币是日本的，雇员是日本人，军队、官员、旅馆全部是日本人的。”

　　日军严密控制调查团的接触对象。调查团到达沈阳以后会谈的对象大都是日本精心安排好的，如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的溥仪、满铁的总裁以及日伪政府官员、协和会等团体代表，使调查团难以接触到中国民众。

　　调查团与访问对象的谈话内容也是在日本安排好的剧本下进行的，如李顿问溥仪是怎么来东北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瞄了瞄坐在旁边的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们事先嘱附过的，念自己的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会谈结束后，调查团五位委员与溥仪合照，喝香槟。李顿临走之时还小声地对溥仪说道：“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日军还强迫中国民众成立“请愿团”，向调查团证明伪满洲国是自治的、民主的，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

　　“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保护’”

　　日军对调查团实行严密的“保护”，一旦发现可疑者就立即逮捕，“甚至连在宾馆周边散步、游逛的人也不放过，期间至少有150余名中国人及50名俄国人被逮捕。”调查团的处境正如李顿所说，“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星期犹如恶梦。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保护’，实际上被看作囚犯。”日军严格控制中国民众接触调查团，对试图接触调查团的中国民众施以暴行。

　　调查团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的会晤就受到日军的阻挠。当马占山得知国联到达哈尔滨时，为了与调查团取得直接的联系，就派省府参议姜松年去哈尔滨、王子馨去齐齐哈尔与调查团联系。王子馨到达齐齐哈尔后被日军特务机构逮捕，马占山给国联的信件被搜出，王子馨被日军装入麻袋从楼上扔下来活活摔死。姜松年历经风险终于在5月14日到达哈尔滨。调查团的麦考益、雅恩古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到达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会见了姜松年。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中国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将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以及日军罪行的证据材料通过多种途径递交给调查团，盼望调查团能够“以公正的不怕暴力的逐条调查”。据统计，调查团在东北收到中文信件材料达1550封，除两封信件外，全是揭露日本阴谋或不承认伪满洲国的信件。

　　调查团在中国的调查活动是按照日本设定的剧本流程展开的。日本不仅派金井清等人作为随员和调查团一起参与调查活动；还设立了“满铁临时联盟事务所”，负责调查团的接待事务，监视调查团在东北的一举一动。调查团自4月21日至6月5日在东北46天内，都是在满铁的精心安排下，对被“包装”过的东北展开调查。在满铁的细致“招待”之下，调查团到大连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锦州等地进行调查，如同游山玩水一般。6月3日，李顿在给其夫人的信中说：“我们在大连的时光过得特别快乐。在那里观海仿佛置身天堂。”

　　从调查团的行迹来看，他们不是为了给中国主持公道。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也是在日军提供的“剧本”下进行的，发挥的作用有限，注定了调查团的结局。

　　调查团注定只是“旁观者”

　　1932年7月20日，李顿调查团返回北平后开始起草报告书。在此期间，调查团就报告书的起草问题赴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沟通。李顿认识到日本政府对调查团的看法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也不关心我们的报告。”

　　9月4日，调查团草拟完毕报告书，离开中国返回欧洲。

　　10月2日，《李顿调查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总体而言，报告书公布了“九一八”事变及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在承认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承认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报告书没有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却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不容漠视”。国联反对日本独占东北，主张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以“国际合作，国际共管”的方式实现“满洲自治”。这也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推动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最终导致二战的全面爆发。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书》。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不仅是当时世界局势的转折点，也是国联日暮西山、走向衰落的落幕表演。李顿调查团的角色定位正如李顿所说，仅仅是一个“证人”，而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这就注定了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对调解中日冲突发挥的作用不大。

　　据《人民政协报》 轩艳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