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老家农村取缔私塾，建立学校，国家为每个行政村派了正式的人民教师。那时，青少年文盲多，有的人家穷，总以为读书无用，就让孩子帮家里干活，入学的不多。我大伯是村教育委员，就带头把6岁的我和二伯家的堂姐送到学校凑数。30多名学生，大的20来岁，小的六七岁。根据每个学生的年龄和智力水平分成4个年级，在一间教室轮流上课。学生们没有书包，用小木匣装文具，抱着匣子上、下学，使用的是毛笔和铅笔。每天下午放学，值日生小组都登梯子上到房顶，用自制的广播喇叭喊话搞宣传。不久，国家统一改寒假后开学升级为暑假后开学升级，为此，我多念了半年初小。我们上学没交过学费，课本、文具费总共花了两万多元（那时的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

　　1955年秋，我进入村西南4公里外的本乡中心小学读高小。走读没几天，家乡因有计划地成为蓄洪区而“发水”了。再去学校，路上需要4个小时。走读已不再可能，同学们就寄宿在各自的亲戚家，在学校开伙。学生的饭也简单，高粱面饽饽、萝卜咸菜，“稀饭”是贴饽饽锅里的“留锅”水。我们每两周回家一次，背回高粱面和家里腌制的咸菜。因为想家，吃的不好，短短两年的高小生活，我觉得很漫长。上高小同样没交过学费，除了课本、纸张、铅笔、橡皮，再无花费。两年高小，花了不到4元钱（人民币已改为新版）。

　　1957年夏，我高小毕业。那时，小升初还不是统考统招，由各中学自行组织招生考试，择优录取。各校招考日期不一，考生可以像赶集一样参加多个学校的招生考试。那年，我们村6名高小毕业生只有两人去参加升学考试，仅我一人考上。我们乡108名高小毕业生，也只有两人考入初中。

　　初中三年，我们赶上了“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实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每周上5天课，劳动2天；初、高中不同年龄的学生在综合体育项目上分别达到一级、二级劳卫制标准，单项分别达到少年级运动员、3级以上运动员标准）。1959年，欢度新中国“十年大庆”后实行粮食定量，接着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和劳逸结合，每天只吃两顿饭。

　　1960年秋，我被本校保送入高中。高中三年相对平静。虽然在“困难时期”，但师生们精神饱满，教学秩序很好。校园面积大、设施全、环境美，师资力量雄厚。我们在科学馆的实验室里上理、化、生物课，中学阶段就接触到激光等高端科技知识。中学的学费，一学期要好几元钱。对寒门学子来说，那可是个大数。学生凭城镇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开具的“家庭生活困难”介绍信，就可免除。我从来都是交介绍信，所以不记得学费的具体金额。吃饭，每月6元伙食费，其中2元是菜金。就这区区6元钱，家里也拿不出来。我几次因为断炊而要求退学。每次老师都耐心劝导、挽留，许诺为我增加助学金，直至每月增至8元。6年中学读下来，我家的花销不到100元钱。

　　196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学校实行革命化教学，学习紧张，压力很大。党和政府关怀大学生，我一入学，给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由12.5元增加到15.5元，教室里荧光灯的亮度也增加了。大学学费更高，我仍是凭老家的介绍信获免。每月15.5元的伙食费，由人民助学金转移支付。助学金分为3等，我申请了一等的15.5元。理发、洗澡、牙膏、肥皂、看电影、交通等日常生活费用，另有一项助学金，也分为3等，分别为每月4元、3元和2元。我有资格申请一等，却只申请了二等，是为了约束自己节俭，为国家每月节省1元钱。学生只要从居委会开来家庭人均收入8元以下，或生产大队关于家庭人口、劳动力数和年终决算工分值的证明，就有资格申请助学金。还有几项专项助学金，如春游、配眼镜、购置特别文具和其他特殊需要等等。这些项目，我从未申请过。大学期间，不算穿衣，家里为我的付出总共不过100元。

　　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的。所以，我终生不忘勤勤恳恳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育之恩。 李维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