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1952年2月8日在重庆去世。在不长的一生中,卢作孚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有成就。1938年秋,他勇担国难,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尤为世人所称道。
卢作孚曾打算考察英美德法意苏等国,将它们“所有的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其方法、其历程、其所到达的最高纪录,通通搜集起来、整理起来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使(大家)明白什么样是现代的国家,如何才能够立国于现代”。当时要出国考察条件还不成熟,他便瞄准了曾先后被德国和日本占领的青岛及东北地区,于1930年6月开始,进行了为期大约一个月的考察。
发现日本人的侵略野心
1930年6月21日,卢作孚从他所主持的民生公司、北川铁路联合体和嘉陵江三峡地区峡防局挑选了6名骨干,从上海搭船赴青岛,再由青岛前往大连,开始了这次东北考察。
在大连后,卢作孚惊异地发现:“日本人之经营满蒙,以南满铁道为中心……其铁路所到的地方,即其国家军警所到的地方;即其工厂商场所到的地方;即其金票银行所到的地方;即其学校教育所到的地方;可见其各方面侵略的武器都随铁路以深入了。”而在旅顺他更是见到,“日本把旅大金州一带早已划为他的关东州了,行政用人,同他本部一般,地图的颜色,亦已改变。”
尤其令卢作孚“动魄惊心”的是“满蒙资源馆”:“凡满蒙所产之动植矿物,通通被他们搜集来陈列起了;凡满蒙各种出产之数量,通通被他们调查清楚,列表统计,画图说明,陈列起了;凡满蒙之交通矿产区域,形势,都被他们测勘清楚,做成模型,陈列起了……我们边走,边看,边想: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括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假使日本人都知道,都起经营之念,中国人怎样办?”
在发现日本人侵略野心的同时,卢作孚没有盲目排外,而是特别注意考察日本在东三省的各项事业,留心学习对方在人才素质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长处和经验。在抚顺,他们参观了日本人经营的煤炭事务所,后来又随一位日本职员带领,参观一个日本人利用油页岩炼油的工厂。卢作孚不仅惊异日本人竟准备了三百余年的海军用油在这里取携,而且惊异于这里的日本职员对于事业的内容、数目能够讲述得非常清楚。这与他们在各地拜访中国政府办事机构时所感受到的冷遇和失望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中国同胞的可取之处,卢作孚也充满兴趣学习。他在中国人经营的本溪湖矿区参观了半天,包括煤铁矿、炼焦厂、熔铁厂、发电厂、修理厂,虽是“跑马观花”,却仍看得仔细,记得详细。在哈尔滨道外(当时哈尔滨分为道里和道外两个部分,道里属于俄国租界,道外为中国人的市场),他参观了一个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货品分类陈列,极为整齐明了。人员皆着短服,皆有徽章,卖药品者服皆白色,举动皆极敏捷,对客耐烦。”
实现了向往已久的情感之旅
如果说,实业考察是卢作孚此行赴东北的主要目的,那么会师访友则是他早已心向往之的一次情感之旅。
从青岛到大连,卢作孚登门拜访的第一位人士是周孝怀(本名善培,1875~1958),他担任过四川第一任警察局长,四川省劝业道总办,对四川近代工商交通事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在这次会见中他详细询问了四川的近况。卢作孚告诉他:“这几年来,四川比较少战争了,少土匪了,军队逐渐讲究训练了,财政逐渐讲究整理了,地方经营逐渐成为风气了……”周孝怀很欣慰,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比中原好”。,周又问起卢作孚经营的事业,听完介绍后感叹道:“我早就听说了,以那样混乱的政局下面,还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努力创造事业倒是难得的。”
卢作孚此行拜访的第二位人士是旅顺的罗振玉(字叔蕴,1865~1940)。罗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考古学的奠基人。罗很关心四川,问卢作孚四川的战事,又谈了些中原的战争、北方的荒旱等。这让卢作孚“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读书先生,亦很留心国事”。
天津是卢作孚此次考察的最后一站,其重点是拜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参观南开学校。卢作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非常重视教育并终其一生,他在游记中写道:“这次在青岛,在大连,在抚顺,街市上,电车中,或火车中,常常见着日本读书的小孩子,很令我们回想到中国不读书的小孩子。”拜访张伯苓先生时,他向对方告以东北的情形。张伯苓告诉他们,他正组织东北研究会,搜求东北的材料,研究东北的种种问题。每年暑假都有人到东北去考察。还准备从当年秋季起,中学加授东北地理,并“力劝”大学毕业生“到东北去任职”。
回到重庆后投入抗战准备
作为一名实业家,卢作孚对大自然也充满了向往和童趣。此次考察,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片刻工夫,他和团友们都会去公园游览,去博物馆参观,去山水间嬉戏。
卢作孚有一个美梦:“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1927年,他上任峡防局局长时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是个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他原本的使命是剿匪维持治安,但他的理想却是“建设成功一个美满的三峡”,发布的第一个文告不是剿匪,而是建修北碚温泉公园的《募捐启》,重庆从此多了一个后花园。而卢作孚所经手开发的其他各项事业,都忘不了将花草树木培植其中。因此,东北之行闲暇中的“游山玩水”,对卢作孚而言也是在考察取经。
卢作孚从东北考察归来后大声疾呼,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
不等国家拿出办法,卢作孚从东北回到重庆之后,率先投入了抗战的准备。他在张伯苓的支持下,于1931年9月23日在北碚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还加快统一和壮大川江民营航运业的进程,为抗战运输打下了坚实基础。1929年,卢作孚被刘湘政府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用半年时间大力整顿川江航务,挽救了濒临绝境的民营航运事业,并“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结束了外国轮船公司称霸川江的局面。
在东北考察中,卢作孚多次痛心疾首地感叹:在大敌当前之时,“无办法的中国人,只知打战火是事业”。为此,1931年6月,他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促成四川几大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举行了三军长联合会议,旨在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1933年8月,四川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基本结束。
1937年3月,刘湘委派卢作孚到南京谒见蒋介石,报告四川军政和经营情况以及促进四川“政治统一化”的办法。与此同时,何应钦还就南京政府与四川省政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提出六项办法,请卢作孚向刘湘转达,刘湘表示接受。这些举措消除了大后方的战乱之忧,也为川军走上抗战前线创造了先决条件。
据《中华读书报》 卢晓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