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学家的鲁迅，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除了读书和写书，鲁迅生活中还有许多与书有关的大事小情。这些似乎琐碎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何以既平凡而又高大。

　　买书的苦乐一言难尽

　　对于读书人来说，买书、读书是一大快事。1912年9月2日晚，鲁迅翻看前一天购买的10本《中国名画》，特地在日记中写道：“翻画册一过，甚适。”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但说起买书，有时也不免困惑。1912年5月鲁迅初到北京，此后8个月时间里，他购书即花费160多元，而当年其月薪只不过60元。鲁迅为此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

　　买书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为支撑。在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鲁迅经常节衣缩食，省钱买书。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14年，1920年秋开始又兼职教书，加上撰稿出书，收入渐渐丰厚，也就有了足够的财力买书。书账最多的一年是1930年，他为自己心仪的书籍共豪掷2400余元——当年上海普通工人月平均收入仅约20元。然而鲁迅每次买书都要衡量一下是否值得，若不值得，是决不会为之解囊的。

　　有位浙江籍学者叫孙诒让，著有《名原》两卷，论述文字起源及其演变，对古文字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18年，孙诒让去世10年之际，他的后人将该书刻印出售，书价一元。鲁迅在北京见到《名原》，认为薄薄一本一元太贵，更由于孙的后人只想赚钱而不顾刻印质量，书中许多错误之处均未予以更正。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叹道：“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上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鲁迅当时月薪已达300元，虽说并不急用此书，却因为可能会打七折便宜3角钱，而打算将来到上海购买。想想鲁迅曾因囊中羞涩而买不起书时的情形，对他的省俭就不难理解了。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学过德文，也曾翻译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当时东京卖德文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其中有一家叫江南的书店，店里有一种价廉物美的小丛书，每册只需日元一角至几角，鲁迅苦心搜罗，买了许多这样的小册子。另外，他还常到旧书摊上去淘书，比如有一本裴多菲（匈牙爱国诗人）的小说，看上去破旧不堪，装订的铁丝都锈烂了，书页也已散开，鲁迅却如获至宝，原价一角，只花七八分钱就买到手了。

　　决定买一本书，价格是一方面，内容当然更重要，还要看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勘误水平以及何种版本等。一次，鲁迅与教育部同事钱稻孙去逛琉璃厂，看到一部小字本的《艺文类聚》，售价9元，钱稻孙抢着买去了。过了两天，钱稻孙忽然愿意将书相让，鲁迅便以原价受之。鲁迅觉得“此书虽刻版不佳，又多讹夺，然有何义门印，又是明板”，因此还是可以买下收藏的。

　　赠人以书，手留余香

　　每当自己的著作问世，鲁迅总会赠给许多亲友，如1923年8月23日，“以《呐喊》各一册分赠戴螺舲、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冯省三、许羡苏、俞芬、泽村”。此外，他也经常买一些可读的书籍来送人。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名义给鲁迅写信，从此他们的人生有了丰富多彩的交集。1934年底，鲁迅将《芥子园画谱三集》共4卷赠给许广平，“聊借画图怡倦眼”，作为他们十年携手、甘苦与共的特别纪念。

　　鲁迅的学生辈新婚之喜，他有时也会送上一本书表示祝贺。1924年5月15日，“下午访常维钧，以其将于十八日结婚，致《太平乐府》一部为贺”。这部书是元代散曲总集，鲁迅前一天在商务印书馆特意买下，作为常维钧的新婚贺礼。常维钧在北大读书时，曾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之后彼此交往甚密。

　　章廷谦也是鲁迅在北大课堂上的学生。1923年冬，鲁迅将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赠给新婚燕尔的章廷谦，并在扉页题词：“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章廷谦上唇上面留了一小撮胡子，“一撮毛”本是其爱人对他的昵称，被鲁迅听了去，就一直当外号使用。

　　遇到一些穷困的文学青年，鲁迅也每每慷慨赠书。他还会婉言劝导，不让受赠者感到不安。1936年3月，鲁迅写信给曹白说：“您所要的两种书，听说书店已将纸板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即有，恐怕也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曹白是木铃木刻社的成员，其时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他所要的两种书是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和《伪自由书》，因书店里买不到，故写信向鲁迅打听。鲁迅在信中表示愿将这两本书奉送，并送给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一本。此外，鲁迅还曾编辑出版了一本苏联版画集，于是也送上一本，并告诉他，如果他已有此书，可转送别人，不必寄还了。鲁迅生怕曹白过意不去，特意申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鲁迅平生赠给别人多少书，是难计其数的，这些对他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至今仍能让人们感受到那种贴心的温暖。

　　从包书可见做人做事

　　鲁迅生前常给人邮寄书刊。那个年代，到邮局寄几本书，通常是要自己将书包好付邮的。包书这种事虽是小事，但鲁迅格外重视，他还常常为邮寄的书籍能否顺利送达而担忧。鲁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当年寄书，对方因种种原因收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书虽收到却损坏严重的烦心事更是常见。如1934年初，邮局给鲁迅送来一张包装纸，声称与包着的书散开了，倘若能说出书名，就可交付，但因无从知晓，最终只好放弃。鲁迅在给左翼作家萧三的信中特地提到此事，并希望他：“以后如寄书报，望外面加缚绳子，以免擦破而落下为要。”

　　有段时间，萧红常到鲁迅家做客，她对鲁迅包书的细节印象很深，“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鲁迅在衣食住行方面十分简朴，但其他许多事情却做得细致而周密，“描画，抄书稿，折纸订书，用纸包书，都非常人所能及”，而这些似乎来自其父周伯宜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因家道中落，少年鲁迅平时想买一本书都极其难得，但假如积攒下来一点钱够买一本心仪的书了，那必定要精挑细选，故而成为书店的常客。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对书坊伙计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谙熟于心，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

　　鲁迅在上海搬过几回家，但不管搬到哪里，家里总是常备着包书的纸和绳子。那些纸都不是新的，许广平每次上街买东西回来，都会随手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把小细绳卷成一个卷。

　　许广平曾感慨地对萧红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由此可见，鲁迅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常人心向往之却做不到的大事上，而且更多地在于常人看不上眼却做不好的小事上。

　　据《同舟共进》 成健/文